晚清有个李鸿章

楔子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三章　曾门弟子

第四章　云中之鹤

第五章　洋务运动

第六章　如日中天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第九章　羞对后生

第十章　梦醒时分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第十四章　忠与奸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后记

附：李鸿章年表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去世不久，大儒梁启超便为他立传。和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不同，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作者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李鸿章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作为，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作者能从较新的视角，重在揭示和阐述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及其因时代重负而引发的思想嬗变。想念会对读者有一定的启迪。 　　　　　　　　　　　　　　　　　　　　　　　　　　　　　——戴逸 　　《晚清有个李鸿章》在深入李鸿章的内心深处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作者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在本书中，李鸿章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莫言 　　《晚清有个李鸿章》好就好在有着世界视野，它是把晚清社会以及李鸿章放在当时世界大环境下来进行阐述的。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性，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和批判。 　　　　　　　　　　　　　　　　　　　　　　　　　　　　　——朱大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后记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　　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晚清重臣，洋务领袖，慈禧走狗，刽子手加卖国贼，这是完全的李鸿章吗？这个乡下秀才如何文武双行、走向权力的巅峰？这个大清国的“宰相”如何被誉为“云中之鹤”，为中华古国的开放迈出了最初的步履？本书结合非常丰富的史料，以精彩的文笔透射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宏图大志，写他的精明狡猾，定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铁腕毒辣，写他的风光得意，写他的孤独脆弱，写他的深谋远虑，写他的浅薄无知；把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大绊脚石的人生传奇写得酣畅淋漓。【作者简介】赵焰，男，20世纪60年代生人，作家，学者，现供职于《安徽商报》，担任副总编辑一职，高级编辑。曾出版散文集《男人四十就变鬼》、《思想徽州》、《平凡与诗意》、《萤火闪烁》、《千年徽州梦》；小说集《与眼睛同行》；电影随笔集《夜兰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