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作者新版说明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引子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

第二章

阿垅受挫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

第五章

舒芜反戈一击

第六章

三十万言上书中央

第七章

“我们必须战斗”

第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九章

在被捕的日子里

第十章

风暴袭来之后

第十一章

1957年一个怪圈

第十二章

狱中

第十三章

受难的妻子们

第十四章

受株连的人们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又一个怪圈

第十六章

劫后重逢

第十七章

一段历史的终结

尾声

三年之后

初版后记

附录

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

1955年的禁书

风雨中的雕像

在冬天：怀念梅志

曾卓：“悬崖边的树”，寂寞而倔强

灵魂在飞翔

解冻时节

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

绝响谁听？

何满子：自龙门走来

前言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它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80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1980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但是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80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会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回头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做的正是这种工作。李辉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正直的年轻学者，他虽然在报刊编辑部工作，但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985年和陈思和同志合作的《巴金论稿》问世，我就钦佩他的精神。从对巴金的理解中，就可以见到他的思想与心灵。后来，他又写出了《浪迹天涯萧乾传》，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没有想到。他在繁忙的报刊编辑工作之余，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材料丰富翔实、思想庄重的纪实作品，从从容容地把牵动社会心灵的一大历史事件描述得这么明晰。这与其说是驾驭历史的能力，不如说是履行历史责任的正义感。可见，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并不缺少优秀的儿女，有这些儿女在，大地是不会沉沦的。说历史是公正的，她的公正，还得由她的正直的儿女来体现；说历史大厦是雄伟的，他的雄伟，毕竟需要人的脊梁来支撑；否则，历史就会是朦胧的。大厦就会是倾斜的。

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文学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与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相比，实在是高明很多。从“情”来看。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讲，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韧性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需要从胡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中得到某种启发的。但恰恰是这种心态和性格，反而难以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能通过胡风命运的思考，使我们减少一点蒙昧和幼稚，能使我们更自觉地创造一种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心灵的环境，我们也许会取回一定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正是提供我们思考的一部很好的历史见证录。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是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我感谢一切敢于面对历史错误的人们，包括著写这份历史报告的作者。

1988年岁末

后记

这是一本与我过去的所有作品完全不同的书。当写完最后一页，放下笔，没有一点儿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倒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一种很难说是惧怕还是忐忑不安的情绪。我不敢称它是报告文学，也不敢称它是史书，也不敢像过去一样堂而皇之地向朋友们宣布：我写完了。

是的，不敢说。这本书远不能算作“写完了”，目前这个样子，只能是刚刚开始“写完”的时刻还在后面，五年，十年，也许更多年以后。我想自己远不是有资格存能力写这样一本书的人，当然，更不会奢想，将来真正“写完”这本书的人会是我。

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的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我还作了些什么呢？没有精心设置的结构，基本上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平铺直叙；没有深刻而酣畅的议论，仅仅在事实的叙述中间或流露几句感叹；没有生动的场景描绘和心理剖析，一切都让位于也许是枯燥的、直接了当的叙述。一个作者应有的主观色彩，只是淡淡地残留在字里行间。

形成这样的定局，或许是自己认为，比起书中几十位人物二十多年坎坷的命运，一切精美的文字也会显得苍白。批判、被捕、狱中、受难的妻子、受株连的人……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被上述观点所左右，于是，最后出现的便是一个“记者”的书，而不是“作者”的书。

写作过程中，我时常设想有一天，我会和一个不同的李辉对话。这个李辉自称有上帝赋予的全知全能，掌握了所有有关的历史档案，于是，他对我说：“你的这本书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丝毫没有涉及到历史的真相。你所掌握的材料，充其量只是片言只语和无关紧要的，真正关键性的、最能说明历史进程原因的材料，除了我，任何人也无法得到，所以你也好，别人也好，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永远是不着边际的。”

我无法回答他，只感到一种困惑和失望。我沉默了半天，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

他没有回答，闭上了眼睛。我轻轻一推，才发现这个李辉睡着了，连能透露点什么内容的梦话也没有。

我没有睡着，没办法，只好就所掌握的材料写下去，居然总算写出来了。

我不怕睡着的李辉一旦睁开眼，再批评我几句，便这样将一本也许是“不着边际”的书稿，送进印刷厂。或许它会“着点边际”，也能让睁开了眼的李辉不再闭上眼，而是帮助我继续写下去，修改，补充，提高，让它真正记录下一段艰难的历史，记下一群人，乃至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

李辉

1988年7月9日

　　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件曾经震憾过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件似乎离开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但是，历史是永远不会被割断的。这件开国之初的冤案在中国大地上引起的余波几十年来没有平息过。　　本书是新时期以来长篇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作者在对这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和研究中，准确而深入地勾画出了历史原貌，对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和这场二十世纪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进行了深刻思考。　　本书是新时期以来长篇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作者在对这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和研究中，准确而深入地勾画出了历史原貌，对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和这场二十世纪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进行了深刻思考。　　此次再版，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历20年之功，依据不断披露的新史料，作了大量修订和补充。以期更为准确地还原历史现场，勾画历史原貌。【作者简介】　　李辉，传记作家、记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