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故事

引言生存不只是故事

案例一：张连平我们这种人能有什么打算啊

案例二：塔哈我要去当老师

案例三：吴大姐我自己感觉非常幸福

案例四：王兴都得靠我们做出来的

案例五：赵仙秀出来闯不是那么简单的

案例六：李海我喜欢学校

案例七：李叔叔我也是农民出身

案例八：王大叔生活不容易啊

案例九：黄师傅家和万事兴

案例十：李景万事开头难

案例十一：谢明做不好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案例十二：张员喜开棉花的故事

案例十三：董叔叔孩子永远是父母的牵挂

案例十四：洪河海我是基本满意的，不过……

案例十五：韩俊三年了，没办法

案例十六：小陈在我的眼里，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案例十七：王先生打官司，没用的

案例十八：陈和德打工苦啊，委屈的事说也说不完

案例十九：冯志坤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案例二十：刘孝文我想多赚点钱，早点回家乡

案例二十一：高先生在社会上就要遵守规则

案例二十二：王芳萍我们都会回去的

案例二十三：张华不去做就没有收获

案例二十四：李景同“三轮车”的生活

案例二十五：安露心中的太阳

案例二十六：王华甲卖菜界的老手

案例二十七：小勇平凡的声音

案例二十八：陆先生我们没文化啊，真的很苦

案例二十九：储立威修理也是辛苦活啊

案例三十：陆叔叔我坚持一个宗旨：质量一定要抓好

案例三十一：张老伯上“梁山”是被逼的

案例三十二：阮水生儿子一定要比我好

案例三十三：黄叔叔谁说打工不辛酸

案例三十四：蒋叔叔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案例三十五：方伯我和我的孩子

案例三十六：陈浩良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案例三十七：刘大妈我想写自传

案例三十八：李明知识、家庭和自己

案例三十九：马龙一一我的游击战

案例四十：朱马尼尔再挣点钱就回去结婚

案例四十一：张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案例四十二：小李有时候也不能太认真了

案例四十三：小林我这一家

案例四十四：沈大妈我这辈子不是为自己而活

案例四十五：小魏那一年，我才18岁

案例四十六：于阿姨要知足常乐

案例四十七：张五一命是假，干是真

案例四十八：张阿姨一路走来，惟有无悔

案例四十九：李氏夫妇步履蹒跚，一步一人生

案例五十：楼叔叔我想要自己快乐地活着

前言

引言生存不只是故事

历史总是基于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之上的。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壮观景象。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又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据浙江省统计局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近30年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世界银行(1997)估计，1980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率占16％。蔡昉、王德文(1999)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23％，并且农村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还将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源泉。

毋庸置疑，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已经构成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新型群体。这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仅因为最早进入真正的劳动力竞争市场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因为真正承担起中国制造的主力军角色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实际上，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是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从英国、美国等早期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步的。从德国、日本等稍晚的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来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除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得益彰，农民的兼业经营和非农化转移也是重要的辅助途径。韩国、我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对比表明，虽然这些地区都保持了高城镇化率，但是韩国和我国台湾通过选择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战略保持了正常的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而巴西等拉美国家却出现了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现象，长期陷入“拉美陷阱”的泥潭。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业化是这一过程的最终推动力量，兼业和非农化是积极的辅助手段；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道路，世界上不同国家人口迁移表现为不同特征，也形成了不同的人口迁移效应。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深刻的体制根源和现实的资源约束，我国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流动人口的特征和状态。其一，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量大、质弱决定了农民工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刘易斯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在劳动力市场上谈判能力低下，只能成为低工资水平的被动接收者。其二，农民工退出农业难，融入城市状况差，市民化进程更是缓慢，最终游离于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逐渐被“边缘化”。其三，农民工兼业性流动特征鲜明，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身份世袭难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变革十分困难。其四，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待遇不公平，家庭难以团聚，进而使我国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五，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流向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过多流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流动方式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其六，农民工阶层不断分化，素质退化，地位弱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合进程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态势。

可以确认，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它映射着人类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普遍性。其次，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无疑饱含着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所存在的特殊性。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并不是由于农民在城市就业而引发的问题，而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在城市的延伸或反映。再次，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能否得以尽快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命运，更关系到我国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志体现和执政基础。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浩浩荡荡，前赴后继，奉献劳动，获取报酬，个中滋味自在心头，然而他们通常是无声的。　　农民工个体遭遇的痛苦和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我们这个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生存，农民工的生存，普通人的生存，卑微者的生存，不只是故事，更是历史，更是文明……　　本书通过典型案例，探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凸现的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经济大转型中奉献最大、困苦最多、地位最低的社会群体，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广泛听取他们的诉求心声，努力使各项事涉农民工的工作切实符合农民工实际、符合农民工意愿。为此，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组织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同学，利用寒、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对自己身边的农民工进行了访谈。　　该书通过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同学们对50位农民工的访谈，试图以白描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下集中记录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的生存境况，他们的内心世界及其挣扎，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血泪、苦难、辛酸、无奈、牵挂、希望、坚持、温暖、快乐和爱。这些来自田野的调查报告具有原生态的资料意义。而且，俆旭初教授还就每一篇访谈报告进行了具有学术性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