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

前言

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郑昕 开放唯心主义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朱伯崑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洪谦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汪毅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石峻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

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岱年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朱谦之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韩树英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杨宪邦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张岱年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任继愈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张恒寿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

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朱光潜 谈思想两栖

魏明经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王太庆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贺麟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麟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关锋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张世英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张岱年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华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思 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锋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张恩慈 沈少周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萧萐父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萐父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是有没有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钺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绳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麟 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

关锋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回顾与反思

汪子嵩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

方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我的回忆

周继旨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龙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摧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 霞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霞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洪亮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后记

1957年中国哲学界百家争鸣，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朱谦之朱光潜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任继愈周辅成汪子嵩朱伯崑陈修斋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俞平伯、胡适、胡风、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思想改造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也应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等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会上，诸位学者“风云守道”，在这难得而又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出自由之思考、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风骨。

1957年6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出炉，反右派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就此画上句点。

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