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

绪论

一、法家思想研究综述

二、本书的研究旨趣和基本研究方法

三、本书的视角

四、本书的写作线索和问题结构

第一章 法家概论

一、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法家的界定

三、法家代表人物及相关文献考证

（一）法家的前期代表人物管子、子产、邓析、李悝、吴起

（二）法家的中期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

（三）法家的后期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

第二章 法家与儒道墨家的关系

一、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一）法家与儒家的比较

（二）法家受儒家的影响

（三）法家对儒家的影响

二、法家与道家的关系

（一）法家与道家的比较

（二）法家受道家的影响

（三）法家对道家的影响

三、法家与墨家的关系

（一）法家与墨家的比较

（二）法家受墨家的影响

第三章 法家“以法治国”的“治之道”

一、社会进化的历史论

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三、务实功利的价值论

第四章 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

一、“以法治国”的含义解析

二、赏功罚罪的治理臣民之法

三、“以法治国”的立法原则

（一）法律的制定权集中在君主手中

（二）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

（三）法要因时制宜，同时法令必须统一，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四）立法应考虑到它的通俗性和可行性

（五）制定法律时，必须贯彻厚赏重罚的原则

四、“以法治国”的执法措施

（一）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

（二）君主也要守法，君权也要受到法的制约

（三）公正无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

（四）执法必须严格谨慎

（五）多用刑罚而少用赏赐，即所谓“刑胜”、“少赏”

（六）用道德的力量辅佐法制的实施，即“誉辅其赏，毁随其罚”

第五章 法家的“以法治国”与术治、势治

一、单纯“法治”的不足

二、法家的术治

（一）形名术

（二）用人术

（三）听言术

（四）无为术

（五）治奸术

三、法家的势治

（一）权势是胜众之资

（二）权势来自众人的支持

（三）争取民心但不从其欲

（四）如何掌权用势

（五）权势为何会丧失

四、法家的法、术、势结合治

（一）势治、术治都需要法治的补足

（二）法治、术治、势治的循环互补

第六章 法家的“以法治国”与秦朝二世而亡的关系

一、对“法家亡秦说”的商榷

二、秦朝统治者在实施法家“以法治国”方略上的失误

（一）在“法治”方面的失误

（二）在“势治”方面的失误

（三）在“术治”方面的失误

第七章 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一、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复兴的历史过程

（一）清末的复兴

（二）民国时期的复兴

二、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复兴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二）学术理路

（三）文化认同

三、“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一）创造性转化

（二）救时和富国强兵

（三）返本开新

余论：对“法家以法治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商榷

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法治国”的思想。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哲学基础是因道全法的道法论、社会进化的历史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务实功利的价值论。除了“法治”外，法家的术治、势治也是法家“以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以法治国”方略主张法、势、术相结合。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秦朝的速亡不应该归咎于法家。秦朝统治者只注意到泰国实行商鞅的重刑路线，而没有考虑到推行重刑与当时秦国的地理、民风相关，与秦国当时社会生活背景相适应。秦朝统治者没有考虑秦统一中国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法家“以法治国”方略生搬硬套，违背法家一贯强凋的法律应当在维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以及“法与时转，治与时宜”的基本精神，因而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理解和适用只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而没有真正把握和贯彻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因而在法治、势治、术治方面均出现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