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人

电视人

飞机或他是如何像念诗一样自言自语的

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发展史

加纳克里他

行尸

眠

村上春树年谱

前言

叩问主体性：“我”自身的失落

林少华

孤独，无奈，疏离，寻找与失落的周而复始，这是村上文学的主题之一。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曾这样形容过失落和失落感：“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来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身上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说，失落的几乎全是身外之物，而自己本身毕竟还在。但若自己本身也失落、也被“甩掉”，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和感受呢？这就是村上第六部短篇集《电视人》(1990)所要告诉我们的。下面就让我们逐篇看一下。

短篇集收有六个短篇，用作书名的《电视人》为第一篇。小说是村上在梵蒂冈附近的一座公寓里，坐在沙发上看美国音乐电视(MTV)，看到两个男人抱着大箱子满街走来走去的场面时，有什么触动脑袋里的“某个开关”，当即起身走去书桌写的。对着电子文字处理机啪嗒啪嗒敲击键盘，几乎自动地一敲而就。主人公“我”和《象的失踪》(收于《再袭面包店》)中的主人公大概是同一人，同在一家家电公司的广告宣传部工作，平时喜欢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和听音乐，和在一家小出版社编杂志的妻子安安静静地生活。安静的生活随着“电视人”(TVPeople)的出现而不再安静了。一个周日傍晚，三个比正常人大约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的电视人抱着电视机闯进“我”的房间。电视人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擅自在地柜上调试电视，不料哪个频道都白惨惨没有图像，但电视人毫不介意，扔下原本放在地柜上的满地杂志扬长而去。下班回来的妻子却对电视机的出现和房间的杂乱熟视无睹。第二天上班时电视人又抱着电视大模大样走进公司会议室，而公司同事同样熟视无睹。于是“我”怀疑单单自己被排除在有关电视人的信息之外。晚间“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开会发言时周围人变成了石头。醒来一看，发现电视荧屏里出现了电视人。电视人指着像是他到处兜售的榨汁机样式的机械装置告诉他“我们在制造飞机”，并宣布他太太不回来了。“我”尽管难以置信，但在注视电视人堪称无懈可击的工作情形的时间里，恍惚觉得那东西可能真是飞机，自己的太太可能真不回来了。故事至此结束。

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追问“我”是否存在，展示主体性(identity)失落的荒谬过程。一般认为，人自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他者为参照系的。好比一个人照镜子，如果四周所有镜子都照不出自己，那么自己就有可能陷入“我”是否存在的困惑以至恐慌之中。就此短篇而言，镜子即是电视人，即是妻子，即是公司同事电视人进来时我明明歪在房问最显眼位置的沙发上眼望天花板，然而在电视人看来“仿佛我根本不在此处”，离开时也对“我”不理不睬，“仿佛压根儿就没我这个人”。在公司走碰头，电视人也同样无视我的存在，“眼睛显然没有我这个人”。妻子回来时，“我”本来想就电视人把房问弄得乱七八糟这一异常事态加以解释，“不料她什么也没说”；公司同事在“我”提起本应有目共睹的电视人时默不作声，“看都没看我一眼”电视人漠视“我”的存在，妻子和公司同事漠视“我”拥有的信息。换言之，存在被拒绝，交流被拒绝，愿望被拒绝，所有镜子都照不出自己。这使得“我”对自身是否存在产生疑念，甚至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体。惟其“透明”，镜子才照不出自己。“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据土崩瓦解，主体性失落殆尽。

……

　　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在日本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存在，一颗文学奇星。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本书是作者199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共6篇，均富有趣味，可读性强。如《电视人》写几个像根据正常人缩小复印出来的小人“电视人”大模大样闯私宅、闯公司的故事。《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写一个在恋爱问题上“理智”得古怪的女孩，她爱上了她的男同学，却不肯和他结婚，理由是按“世间的一般潮流”，女人应该“和年长几岁的人结婚”。同时，她却和他预约了婚后的幽会，理由是“以处女结婚，婚后再无须处女了”。结果，等到那一天真的到来，他却再也热不起来了。《眠》写一个已婚女子整整失眠了一个月，她却品尝到了失眠的快意，因为“人生扩大至了三分之一”。　　本书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想象力，各篇无不出人意表，想落天外。【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