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哈哈镜

第一章 不幸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1.1 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过穷

1.2 出生在官僚家庭，也是学而优则仕

1.3 出生在军人世家，家风不差

第二章 万般皆轻松，唯有读书累

2.1 袁世凯，一个官三代降生了

2.2 说袁世凯不喜读书，哪个孩子喜读书？

2.3 不就是科举失败吗？怎就成了不学无术？

第三章 干爹再好，不如自己干得好

3.1 投奔干爹吴长庆，才算投对了人

3.2 朝鲜，你要向何处去？

3.3 雄赳赳气昂昂，泥菩萨它过河去了！

第四章 枪杆子里面出威权

4.1 大清军队：从八旗到绿营，再到各色乡勇

4.2 众望所归袁世凯，新兵还得你来练

4.3 袁世凯：我练兵，你立正

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5.1 康有为来了，快跑

5.2 袁世凯腿短，没跑

5.3 杯具啊，就这样成了别人牌桌上的赌注

第六章 当袁世凯遇上义和团

6.1 没有维新告密，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

6.2 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费力不讨好

6.3 八国联军进中国，袁世凯的机会来了

第七章 北洋新政谁能敌？

7.1 继续巩固枪杆子

7.2 其他新政建设

7.3 做官难，做个名官更难

第八章 躲进洹上成一统，管它风声雨声子弹声

8.1 垂钓洹水，自得其乐

8.2 一二三四五，在家数老虎

8.3 让子弹飞一会儿

第九章 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9.1 袁总统驾到

9.2 内阁走马灯地换

9.3 帝制闹剧

第十章 历史的吊诡

10.1 皇帝死了，皇帝梦没死

10.2 一个模糊的愿景

10.3 共和，你在哪里？

　　1、“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端木赐香在历史的夜色中手执松明,在每一个“事故多发地段”分辨歧路，为我们找寻真实的袁世凯 。　　2、这是一本“最好看、最真实的‘历史评书’”，端木赐香拿幽默当武器，用史料作子弹，不仅揶揄了历史的悲喜，更担当着一份切肤之痛。　　袁世凯无疑是近代中国被妖魔化最甚的人物，在许多人眼里简直就是一无可取。端木赐香是一位很能用网络语言解读历史、吸引读者的年轻教师，她以特有的勇气和良知，把袁世凯一生存疑的史实，均做了深入浅出、入情入理的辨析，剔除了历史上关于袁世凯不实的传说，以众多细节再现了一个世人所不知道的袁世凯。书中依据的史料几乎都有来源。本书堪称最新最真实最通俗的袁世凯传记。【作者简介】　　端木赐香，女，网名三糊涂。现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其历史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被人戏称为“历史顽主”，自称平生要务为：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引起正统史学者的一点惊慌，搅得读者心有些乱，最终引起他们的思考，我就满意了。”其文字酣畅犀利，观点新颖独特，袁伟时、吴思、鄢烈山等学者对其作品多有赞誉，其作品也深得网民和读者的追捧和喜爱。著有《我是如此美丽》《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等。【各方评论】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糊涂读史，视角新，不同流俗，而又说得有根有据；文字风趣，旁征博引，引人入胜；不愧为优秀的大众史学读物。　　——袁伟时　　袁世凯无疑是近代中国被妖魔化最甚的人物，在许多人眼里那简直就是一无可取。才女史学家端木赐香的这部新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袁世凯。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我们不能不倾听。　　——马勇　　三糊涂用多种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古代的语言，二三十年前的语言，当代的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她究竟在讲历史故事呢，还是用相同的历史故事反衬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呢？这种讲述方式的效果很像给语言照镜子，我们忽然瞥见了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嘴脸，说不定还能猜出这些人的肚子里怀着什么鬼胎。　　——吴思　　端木赐香是一位历史教师，但读她的文章后，我更愿意认为她是以“非学术”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分析史实。尽管有人说她谈史如“说评书”般，而我认为这正是她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中国从来就不缺呆在一个圈子里考据史料或阐述微言大义的史学家，但平民的历史观从来不是通过这类史学家的巨著获得的。端木赐香谈史，依据的史料几乎都有来源，用“评书”的形式演义又如何？君不见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对公众的影响远甚于《二十四史》。　　——十年砍柴【试阅】 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维新，让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上发生反思，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贪婪。一个小日本就能从中国身上啃下恁大一块肥肉来，何况我们这些西方强国呢？在吃中国这道菜的宴席上，德国是个迟到者，所以显得更迫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发生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中国的史书喜欢说德国借口教案侵略中国云云。对于德国来讲，自己国民境外被杀，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护国民的义务。于是，清政府赔钱道歉，并且把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了，后面就是借口了，强迫中国签订一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境内又是修铁路，又是划中立区的。特别是租借胶州湾，让其他国家都红了眼，于是，大家纷纷出手，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破船，实在经不起西方如此折腾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在康有为等激进的革新派的冲撞下，中国终于走向了维新之路。只不过，维新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利益的不同，导致了诸多冲突。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新——暴力革命。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式的维新，用普通话来讲，这老兄主张的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按我们现在的看法，则是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也喊维新，他们维的是旧的思想，只不过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你要是跟他讲民权人权，他认为中国伦理就会灭绝，不出十年四万万人就沦为夷人那样的禽兽了。康有为是激进式维新，老想出轨，最后既把光绪当了赌注还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凯也绑架进去了。至于袁世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份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有这样一些话：“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　　袁世凯是个明白人，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而且做了往最坏处打算的设想。相形之下，袁世凯对时局的“无可望”，与康有为的“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是一个意思。但是看穿是一回事，怎么玩又是一回事。袁是世家子弟，家境及阅历仕途都导致他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官员；康是布衣举人，家境及阅历导致他徒有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对政治舞台一窍不通，却净想着破门而入。所以维新策略及步骤，两个人肯定是不同的。　　袁世凯不是假维新。孔祥吉先生在他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和《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一文中力主此观点，对此俺举三只手表示赞同。而且，在康党的政变中，袁世凯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或者说，充了康梁的赌注之一。如果说康梁的终极目标是绑架慈禧太后的话，那么，绑架慈禧太后之前，他们首先绑架的是袁世凯。这是一种多么一厢情愿的绑架啊。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这里有必要举一个例子——岳钟琪事件。明朝灭亡以后，明朝一个名叫吕留良的著名学者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徒教书。后来干脆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内容当然有些反清啦，吕留良死后，有个湖南人曾静，派了个学生张熙，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找到吕的两个学生。四个人见面一拍即合，就谋划着怎么推翻清王朝。　　推翻清王朝，无论是从民族角度来讲还是从反对清王朝专制来讲，或从我们纯粹的革命思维出发，都可称正义伟大的事业，至少比上康梁的维新不算逊色。而且他们跟康梁一样，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事，也把目光投向了军界。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讨伐边境叛乱立了战功，正受雍正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他们派张熙登门拜访，是不是像谭嗣同那样，大半夜摸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熙是这样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最后的结果是，岳钟琪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全告发了。　　你说岳钟琪该不该告？　　当然该告！凭白无故的，几个二杆子怎么就把人家圈进这种是非中去，干这种全家抄斩的事儿呢？而且这种事注定是弄不成的，与其等着你们事败后揭露人家参与密谋，不如人家先把你们提溜过去，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兄弟我研究历史这么长时间了，真还没见过这么半吊子的策反者。岳飞死得再冤，也是南宋内政问题，跟人家金人有何干系啊。再说了，即使与金人有干系，这些人也还弱智，这与人家岳钟琪何干？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政变这事儿，本不是袁世凯的主意。你再认为自己正义，这正义也仅限于你们密谋者内部。袁世凯没有参与你们的百日维新，更没有参与你们的核心会议，凭什么赌命的时刻，把人先押出去了呢？哪有把人当了赌注，过后反怪人家的自保与急救措施不地道呢？　　5.1康有为来了，快跑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藤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