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　　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与清末民国“民族性改造”话语

译者弁言（附摘本书要语）

绪言

01体面

02节俭

03力行

04礼仪

05时刻之浪费

06不精确

07误解之才

08暗示之才

09柔软的强硬

10蒙昧

11无神经

12轻蔑外人

13公共心之缺乏

14保守主义

15安乐便利置之于度外

16活力之强壮

17坚忍不拔

18澹然自逸

19孝心

20仁惠

21同情之欠乏

22社会之飓风

23互相之责任及遵奉法律

24相互之猜疑

25信实之欠乏

26多神教、万有教、无神论

27支那之实状及现时之必要

余例二

一、原注为斯密斯氏自注，注为日本译者羽化生注

二、凡有译名未妥之处，均有西文原字于下

附录

“支那”一词的近代史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入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

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　　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中文译著，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但对些一译本，竟未曾得见。今予重印，旨在重视当时中国社会顽固保守的时代氛围下，那些痛感国家落后、人民蒙昧的留学业生们企望国人乘此卧薪尝胆、以求自立的一片苦心。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借此呼吁一场反省民族气质、改造和完善民族性格的思想运动。
　　不可不译之说兰或问，何为译此《支那人气质》?曰：我支那人而无此气质，可不译；我支那人即有此气质，而世无人知，可不译；我支那人即有此气质，世人即知之，而我支那人亦自知之，尚可不译。　　今也，何如?不可不知之说四或问，读是有何益?曰：不知之，不能改良学问，不知之，不能改良教育；不知之，不能改良风俗；不知之，不能改良国政。　　本书是一部湮没百年的中文译著，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但对些一译本，竟未曾得见。今予重印，旨在重视当时中国社会顽固保守的时代氛围下，那些痛感国家落后、人民蒙昧的留学业生们企望国人乘此卧薪尝胆、以求自立的一片苦心。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借此呼吁一场反省民族气质、改造和完善民族性格的思想运动。
作者简介：　　明恩溥（ArthurH.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通州写作。著有多种关于中国的书籍，代表作是《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他在华生活近五十年，特别熟悉下层农民的生活，对中国较有感情，是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本书首版于1899年。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深为鲁迅、潘光旦等学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