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史

导言　明代初年国家的儒学政策

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学

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儒学

第三章　陈献章、湛若水与明代心学的起始

第四章　五阳明的儒学思想

第五章　浙中王门的儒学思想

第六章　江右王门的儒学思想

第七章　泰州诸人的儒学

第八章　明代中后期王门以外的著名儒者

第九章　丘濬与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

第十章　东林与蕺山的儒学思想

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

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

《中国儒学史明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内容简介：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几年的战争，翦除了元末农民军诸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推翻了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明帝国。明代处于中国历史的晚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特别是经过“仁宣圣世”相对平静的.发展之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都市，原有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愈益繁荣，形成了市民阶层，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活动，远比它以前的朝代发达。工商业所带来的文化形态在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明朝政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高度的皇权专制和持续的党争。明代初期，政治体制沿袭元朝：中央有中书省，下统六部，掌行政；大都督府，掌兵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各地的行中书省，将原行中书省的职掌一分为三，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辖，受中央垂直领导。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撤中书省，升六部；撤大都督府，其职掌分于五军都督府，六部和五军都督府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乾纲独断”、“事皆亲决”的局面。为防止后代子孙变乱此格局，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这种加强皇权、不设丞相的措施，对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重大影响。明代皇权之集中，各种专制措施之强势，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皇帝亲自处理庶政，势不得不设内阁票拟，不得不设司礼监批红。内阁与宦官之间的权力制衡，宦官与外廷结纳植党，为争阁臣而有的庭臣之间的倾轧和争斗，皆势不可免。这些都对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