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创新”与“保守”（1988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年）

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1992年）－答姜义华先生

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年）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1990年）

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1995年）

附：“天地君亲师”的起源（1996年）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1994年）－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1997年）－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997年）

《现代儒学论》自序（1997年）

儒家“君子”的理想（1986年）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1992年）

侠与中国文化（1998年）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2000年）

怎样读中国书（1991年）

现代儒学的困境
　　儒学在中国史上遭遇困境不自现代始。孔子之后有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这是第一次困境。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这是第二次困境。这一次困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继反名教之后便是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界和民间信仰。第三次困境发生在晚明。由于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遂有“三教合一”运动的兴起，李卓吾承王阳明之说而更进一步，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次运动虽未如魏晋时代明标“反名教 ”之名，但实际也相去不远，所以才引起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大声疾呼。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更明白地指出：泰州学派到了颜山农、何心隐诸人手上，“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绊”。
　　如果从历史背景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这三次反儒学的思想运动都爆发在中国社会解体的时代。解体的幅度有大有小，深度也颇不相同，因此对儒学的冲击也有或强或弱之异。但以现代的眼光看，上述三次社会解体都没有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脱出困境，恢复活力。
　　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余英时作品系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精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