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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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旅鸟之翼

后记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狭窄的天光》创作谈

后记

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狭窄的天光》创作谈一、流浪到东欧我跟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也经常编构自己离家走失的历险：幻想家人为寻找丢失的我东奔西走，惊慌呼叫；幻想自己在雨林迷路、被野兽追猎、遭强盗殴打的折磨，以此偷享失落带来的快感和被他人挂牵的幸福。

不过，那种流浪只是孩子的勇敢童话，是少年自恋的影像，是一种浪漫的、远离现实的虚假挫折，是一种无忧无虑、不会出丝毫意外的安全旅行。

对一个善良得脆弱的青春期男孩来说，我的反叛不是在行动上，而是在想象中。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幻想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1991年晚秋，我离家远行。带着亲友的牵挂，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

直到出发，我都没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道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就当列车启动的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投入了一场危险游戏，就像误人小人国的格列佛，突然感到被绳索绑缚的真实疼痛。这种疼痛，既让我无措，又令人兴奋。东欧风景的疏懒，外国警察的追猎，失业，饥饿，苦闷，充满新奇的忧虑以及不乏燃烧的寂寞……儿时幻想的折磨变成了现实，圆了从小流浪的梦。记得，当我拖着七十公斤行李跳下布达佩斯东站站台时，感觉自己是一个行走天涯、赤手屠龙的神话英雄。

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自己前来投奔的大学好友，早在三个月前就去了奥地利，我被孤零零地丢在一座南疆小城塞格德。我不信命，但有一件小事叫我不能不信：当年学钢琴时，我能弹的第一支完整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半年后，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挫，卷入了一场意外冲突。失业、失恋、失掉居住身份，一夜之间坠入了低谷，并且面临警方驱逐。当时正是匈牙利排华最严重的时期，许多人冒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枪口顶着遣送出境。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将自己囚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一只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脸。我认出是皮特，一个瘦高、英俊的敏感小伙儿，一个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听说我已几天没有出门，不仅跑来看我，还给我抱来一团褐色的泥巴。皮特关切地劝我：“你要是闷了，就捏点儿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那些即兴的泥塑后来被朋友们瓜分了，留下的几个我带回了同，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感恩，它们见证着一段离奇得失真的流浪日子。

皮特还带我去了蒂萨河畔的老林深处。每到夜晚，林中都会点一团篝火，聚来一群边缘的孩子。流水，夜风，蟋蟀鸣唱，篝火噼啪，大家围坐，一夜无话。一张张被篝火映红的脸，就是一席青春的华宴。黎明来了，我们趁着城市尚未苏醒，幽灵般散去。

二、爱上了乡村1992年夏日的一个周末，我醉倒在尤若夫，阿提拉大学的俱乐部里。

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鸡鸣狗吠猪哼哼的农家小院。原来，前晚我被一位叫“伊米”的俱乐部保安收容了，被他拉到离城二十公里的小村里。

看我醒来，一家人围住我问这问那，伊米会说英文的弟弟做翻译。听我讲完自己的遭遇，伊米的妈妈走到我跟前，把我的头搂在她的怀里。这位皮肤粗糙、体格硕壮的农妇爱怜地说：“以后你就叫我妈妈吧。”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当我形影相吊地沿着寂静的悬廊回到住所，看见门口放着一麻袋沾着泥块儿的土豆和伊米留下的一张字条……后来，就是这五十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一个最凄惶的冬季。另外，伊米还在村里走门串户搜罗病人。于是，在田园般的乡村里，出了一个骑自行车出诊的中国医生。不过，我出诊挣来的并不是钱，而是村民们送我的生肉、熏肠、蔬菜、鸡蛋或是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每次回城，我都满载而归，乐坏了同住的三个朋友，大家可以放开肚皮大吃一顿。

跟我合租住房的是三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两个在大学读英文系，另一个则是医学院的大二学生。为了能让我交得起房租，朋友们想方设法帮我找工作。办讲座，教中文，到俱乐部打工……每到假期，三个朋友都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我流落街头，他们轮流将我接到自己家中，或者将我交给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

马科，是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农庄小镇。朋友们家不是果农蒜农，就是养鸡放羊。匈牙利的父母不溺爱子女，即便孩子上了大学，回家照样要干家务。父母则按工时付给孩子工酬，让他们用劳动攒钱旅游。假期里，我也跟着打起了短工。朋友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朋友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剥蒜编蒜；到果园里摘葡萄苹果樱桃核桃；在养鸡场帮着挑拣鸡蛋；或者跟着他们到农贸市场抬筐卖菜。晚饭后，大人给我们发工资，一天能挣三百福林，当时折合人民币二十块。钱虽然不多，但可以攒着付房租。在乡下，我最怕的是看杀猪，怕闻烧毛的臭味，怕听下刀时的惨叫；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遛狗，一起嬉笑着在土路上轻快地奔跑。

那是一段编不出来的日子，虽然说来坎坷，我仍心存感激。若没有当年被从物质世界的放逐，也能跨入唯情的天国。没钱买衣，朋友们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没钱吃饭，朋友们送来面包奶酪；没有事做，朋友们带我周游全国。我没有家，但我有一大堆爱我的朋友；我没有钱，但我有能够我享受一生的情感。

……世界日趋开放，个体日趋封闭。这是现代人的尴尬处境：若不作为窥伺者，便无法介入他人的生活。窥伺，是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地方，而让他人暴露，进而获得某种控制局面的快感。人们之所以选择偷窥来解决好奇引发的焦虑，实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彼此的怀疑多于信任，提防重于依赖。人们就像鱼缸里的鱼，虽然囚在同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但不会在游动中彼此触碰。从某种角度讲，窥伺是一种变相的关系纽带，人们通过窥伺别人而印证自己。

小说中，迷上登高的小林娜则是这个“窥伺秩序”的破坏者。她从爬树到爬钟楼，无形中扮演了一个反叛的角色，她是小镇上唯一不喜偷窥、喜欢眺望的人。当镇上人陷入彼此怀疑、议论、敌视、报复的怪圈时，小林娜却像一个天使，迷恋钟楼窗口外那块长方形的天空：阳光，蓝天，浮云，和风，山峦，零乱的屋顶，交错的街巷，旷寂的广场闪着湖泊样的反光，从四面八方聚来的人群如同南迁的候鸟，远处叠错的屋顶好似彩纹的贝壳……整个镇上的人，没有谁可以分享她看到的美好。只有吉卜赛孩子狄比，虽然并未看到女孩看到的景色，但他至少感受到小林娜从钟楼跳下时的快活。或许，狄比将是下一个反叛者。

女孩的死，是窥伺时代的象征性悲剧；而老树的焚烧，则暗喻着殉难者的涅槃重生。老树被刨走了，街上的风景发生了改变。镇上人失去了诅咒的对象，他们不得不挫折自己。克拉莉逃走了，中国人被带走了，但是小镇不可能恢复平静，镇上人的日子再不可能恢复如前。

悲剧具有两重意义：一是让人省罪，二是求神救赎。

余泽民于布达佩斯2006年12月7日

　　本书是《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之一，是一部描写华人在域外的生活和情感的经历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作者表述了善良人的不幸与罪恶，还着意影射了当代人共有的时代性癖症窥伺，在层层叠叠的窥伺网内，折射着当代人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孤单、陌生、惶恐、怀疑、好奇的心态本质。　　这是一部以东欧为背景，描写华人域外生活和情感经历的长篇小说。作者简介：　　余泽民：六十年代生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先后做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插图画家、家庭教师、翻译、导游、编辑、记者、演员，甚至曾靠烧饭、摘果、剥蒜在异乡谋生。曾主编《联合商报》，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现定居布达佩斯，研究当代东欧文学，同时从事个人写作。翻译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翻译或台译《占卜书》、《道德经》、《易经》。创作小说数百万字，部分发表在《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大家》、《文学界》、《小说界》、《小说月报》等杂志。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被选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合著电影剧本《翡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