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中国历代末帝

正说中国历代末帝

丁克实, 主编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年代:2007

定价:32.0

书籍简介:

本书介绍了近20位中国历史上10多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有关他们的生平经历。

书籍目录:

末代皇帝的命运(代序)

周幽王姬宫涅

西汉末帝与王莽

东汉末代皇帝刘协

蜀汉后主刘禅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北周宣帝宇文赟

陈后主陈叔宝

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

唐昭宗李晔

多才薄命的南唐后主李煜

北宋徽钦二帝

南宋亡国之君从理宗到帝昺

元顺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

弘光皇帝朱由崧

清末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其中的末代皇帝,不让人待见的了。

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爱新觉罗.溥仪,他们在这里登基,称帝,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画上句号,予以终结。

三位末代皇帝中,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的命好,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

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肯定会敬谢不敏的。

然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历史上这个倒霉的不讨好的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估计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谁愿意吃饱了撑的,自讨苦吃,有今天没明天,做这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秋后蚂蚱式的皇帝呢?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短则数年,数十年,长则百年,数百年,气数尽了,国脉断了,天下乱了,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这就是“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能够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以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末代皇帝就这样一个一个退出舞台。

中国之幸,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中国之不幸,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是势所必然的混乱、动乱、战乱,以及离乱。一部《二十四史》,凡标明为“末”的朝代,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四乱”时期,也是载于正史的“人食人”或“人相食”的恐怖年月。

所以,可想而知,凡末代皇帝,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丧钟敲响的日子,总是相当不好过的。可继而一想,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中国老百姓,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备受熬煎,如陷苦海,惨遭蹂躏,如坠深渊。那饥寒交迫、兵荒马乱、乌天黑日、水深火热的岁月,真不知伊于胡底?尽管末代皇帝,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皇帝,却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所热衷、所眼红、所企慕、所艳羡的目标。因此,“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啸聚于田头、揭竿于沼泽、起事于乡野、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也是敢于罔顾一切、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推翻官府、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的战斗宣言书。

这些勇敢者把皇帝拉下马,并非从此再也不要皇帝了,而是干掉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以后,他接着坐在这张椅子上来做皇帝。椅子还是那张,屁股变了。中国之糟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就在于这些造反农民,当上了皇帝以后,总是和前一个皇帝基本一样,老调重弹,等着被下一个勇敢者推翻。这种周而复始、原地踏步、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遂构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毫无变化的封建社会。

看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大致上是正确的了。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在他心目中,落草为寇的“寇”,和大宋皇帝的“帝”,是画着等号的。他粗鲁,他浅薄,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你说他俩是“帝”呢,还是“寇”?既然如此,你做皇帝,我做皇帝,先做皇帝,后做皇帝,对谁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成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成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它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

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妈妈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但遗憾的是,任何王朝,皇帝只能一个人当,龙椅只能一个人坐,必须要厮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后,见了分晓,才能丢手。道理很简单,“秦失其鹿,天下争之”,刘邦得了,项羽没份,项羽若得了,刘邦自然也就没戏。假设陈胜、吴广,先坐到秦二世的龙椅上,那刘邦和项羽,拿不过来,抢不到手,只能没脾气。因此,所谓改朝换代,说白了,就是抢椅子,而且是许多人一齐来抢这把皇帝坐的椅子。既然抢,就没有客气可讲,就断不了要动手。既然不客气,既然动开手,那就要杀人、流血、掉脑袋。坐龙椅者与想坐龙椅者之间有一场殊死战,自不必说;想坐龙椅者,如刘邦、项籍,彼此间更是要决一死战。

那可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大动干戈,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啊!不杀到尸横遍地,血流漂杵,不能罢休;不杀到遍地烽火,神州陆沉,不能定输赢。所以,在《史记》中,楚汉之战,以及此后刘邦又与韩信战、与彭越战、与英布等各路诸侯之战,其烈度、强度、难度不知胜于攻秦多少倍。司马迁写到这里,肯定会对这些想当皇帝的农民,那股不可一世之气概,不胜感佩,所以,他将这些离开了土地的庄稼汉,写得是如何的有声有色啊!可是,他没有料想到,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种善良朴实的本性会被膨胀起来的欲望所抑制,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破坏能量,便冲决而出。以前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以前不敢想的事,他敢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每一次庄稼人造反,无论其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那玉石俱焚的彻底,那一劫不复的毁灭,都是以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屠夫的他,至少还是有选择的焚和坑,而“项羽引兵西屠成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载其货宝妇女而东”,关中遂成一片废墟。秦末的乱象,其实也是此后中国每一个末代王朝的写照。而这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起义者、革命者、造反者、痞子先锋们所制造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灾难,最后无一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

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戴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或沐猴而冠,或人五人六,或不似人君,或不上台盘,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整个封建社会,对全部封建制度,有所改变,有所触动,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看到来年开春以后,该做什么;三年五年以后,往哪个方向努力;十年八年以后,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没有,统统没有。但有一条,金银财宝、三宫六院的满足欲望,“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予取予求,却是不学自会。他还振振有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图个啥?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的,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

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

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如宋末帝赵■,这些童稚之辈,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算得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崇祯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桓,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被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中叶,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谢天谢地,对中国人来说,这所标志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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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1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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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北京出版单位新华出版社
版次1版印次1
定价(元)32.0语种简体中文
尺寸26装帧平装
页数 288 印数 7000

书籍信息归属:

正说中国历代末帝是新华出版社于2008.01出版的中图分类号为 K827=2 的主题关于 皇帝-列传-中国 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