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下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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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是历史的主体，因此无分中外，历史人物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对克洛苏斯、大流士、薛西斯等不可一世专制帝王的兴亡史的描绘分析，就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古罗马的著名史学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合传》收有50篇名人传记，其中46篇以类而分，分为军事家、政治家、立法者或演说家，其余4篇则是单独一人一传。此书脍炙人口，传诵既广且久，古希腊、罗马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史事和人物，都靠此书一代代流传下来，莎士比亚的许多历史剧即取材于此。由于普鲁塔克在人物传记中灌输进自己的人文理念，所以此“合传”对后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也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说起来，现在几乎尽人皆知的“文艺复兴”一词其实也来源于人物传记。一时间意大利文学、艺术、思想界突然群星灿烂，面对交相辉映的熠熠星空，当时的历史学家瓦萨里不禁心旌摇曳，写成《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这部书是西方第一部艺术家传记，并且，他第一个把这个辉煌时刻称为“文艺复兴”。以后，人们都用此词表示那个伟大的时代。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开始用人文、理性标准看待、分析历史和历史人物，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的《瑞典王查理十二传》就是其中代表作，对查理十二穷兵黩武政策的前因后果作出深刻、冷静分析和批判。

在中国，人物传记在传统史学中自然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史学的主干其实就是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世家”记载诸侯王国之事，“列传”则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历史，有单传，有合传，还有类传。

但是，中国传统的“列传”往往失之简略，而且皆以儒学正统标准作为褒贬人物的标准，并且“评价”重于“分析”。所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传记的写法大为不满。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并致力于现代传记理论研究，成为20世纪初推动中国传统传记向现代传记过渡第二人。梁启超认为传记应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真实叙述来“揭示历史进化之因果关系”，以此为标准，他认为中国传统列传不过是“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较短量长”，不能从中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为此，梁氏详细说明了他对列传、合传写法的观点。限于篇幅，此处不能详介，谨想一提的是，他甚至有“以传代史”的想法，如以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百位传主为中心，把相关的各种“文化”都分别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不论他的这种设想道理是否科学，却说明了传记的重要。

中国传记的“现代化”从梁启超开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这种“现代化”推向新的高度。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写道，中国传统传记最不足的一方面是人格意识发展、变化的匮乏：“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强调人的个性及其发展过程，是现代传记的重要特点。郁达夫认为，中国传统传记二千余年来“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列传之类。”“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

吴相湘先生193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7年毕业，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承认，自大学起就深受胡适的传记理论影响，因此长期致力于历史人物研究，人物传记写作；受邀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民国百人传》、《民国人物列传》。这些，都已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他的传记，皆有所本，因此可信；文笔通俗，因此可读。如今历史热、历史人物热，但坊间人物传记往往是“可读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读”。如此既可读又可信者，确实少见。

他的传记，传主包括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方面面的人物。此次中国工人出版社将其中二十七位“文化人”挑出，合为一类，殊有意义。梁启超早就说过，“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那么，这二十七位民国时期“文化人”的传记，虽不能说就是“民国全部文化的历史”，毕竟使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追寻他们的心路历程，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

　　本书是民国时期中国的二十七位“文化人”的传记，我们可以从中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追寻他们的心路历程，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些人有：容闳、严复、辜鸿铭、蔡元培、孟森、胡子靖、杨度、张伯苓、连横、章士钊、余嘉锡等。　　本书主要向你介绍了严复、辜鸿铭、蔡元培、胡子靖、张伯苓、章士钊、余嘉锡、张季鸾、王云五、姚从吾、董作宾、沈宗瀚、傅斯年、罗家伦、成舍我、张其昀、萧一山等二十七位民国时期“文化人”的有关生平事迹。从中，我们可以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省常德人，1912年1月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多次随军在前线参战，到敌后了解情况，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他阅读日本军部及外交档案，掌握了中日战争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他在20世纪70年代，编着出版的两巨册《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编纂、兰州大学副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北市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曾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邀请，主持《中国革命同盟会史实研究计划》，并参加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民国时期人名典》的撰述工作。他治学严谨，著述认真，广征博采史料，力求客观翔实。特别长于直接搜集引用中外第一手资料，参考稽证，提出自己的创见。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出版了大批专着、专论。他根据故宫档案编着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着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其长篇自传《三生有幸》。他的论文和著作也发行于祖国大陆，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的参考书。2007年9月21日，吴相湘先生在美国伊力诺州自由市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