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日记

司徒雷登其人其著《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序言

序言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编后余沈

附：司徒雷登日记译后感赋

追悼司徒雷登博士

追念司徒雷登先师

前言

将近二十年了，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和朋友们都要求过我，把司徒雷登博士的日记设法出版。直到现在我都有所犹豫，因为司徒博士的日记是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这套日记反映出他在这段重要时期的思想和态度，同时也有除去某些人一向对他误解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刚当他受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之前，司徒博士已向董事会的主事人提出辞掉燕大校务长职。董事会最初对于辞职一事加以拒绝，因为司徒博士受命协助马歇尔将军担任大使职务为期也仅一年或两年罢了。后来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讨论，董事会终于表决准予司徒博士请假，直至返回大学为止。他的原任职位便终于没有人填补上。由于这方面的关系，司徒博士才留任为燕大校务长直至于今。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司徒博士在北平遭日本人拘禁。这段期间，他当然不可能对于有关中国的政潮及国际争端有所评论。他只好转向一些不具敏感性的题目方面去从事撰述。他一共完成了几篇学术性的著作，包括有：《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和一本《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后者原稿本尚待改订，可是总不如前两本那么完整。他也开始动笔撰写他早年部分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司徒博士刚由监禁获释，便希望开始写日记。司徒博士这么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处于正常情况下，他简直不像是一个新近才被释放出来的俘虏。无论他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包围、新闻记者的访问、青年们请教他的建议，和他对有关教育问题及一般评论的意见。关于他一九四六年七月受任为驻华大使任务的安排愈见急切，往后几年他在中关关系上也毕竟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日记便是他当时的活动与态度，和在那段多事的岁月里所接触过各方人物的一些公正而叉可靠的纪录。因为他很少有闲暇的时间，所以日记也就难免会残缺不全的了。幸亏在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怂恿之下，司徒博士终于把一九四九年这段重要年代里所发生的事，写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日记。

自从遭日本人拘禁之后，司徒博士心理和身体上便都不很康泰。假如他没有遭受这段将近四年长的拘禁折磨，他的健康许会好转，而且他也必可避免许多随后发生的后遗病患的。司徒博士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他很少关心及他自己的需要或舒适，他尽关心着别人的利益。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早上，当他单独由辛辛那提往华盛顿的时候，给火车上一名侍者发现他晕了过去。他当时所患的是一次严重中风病，结果给安排离开火车，由救护车赶紧送往马利兰海军医院去。出了院在我家里才慢慢调养康复，后来一直便跟我们一起住了十三年。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人类的仁者身份，几乎每天都为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结束世界动乱等问题而祈祷。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那天，他突然感觉胸间一阵隐痛。于是立即把他送入华盛顿医院中心。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司徒博士便溘然长逝，享寿八十七岁。

我不胜感激燕京大学美国校友会，这次没有校友会的支持和协助，司徒博士日记的出版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八0年五月廿七日于华府

后记

司徒雷登博士创办燕京大学，以培养学术的自由研究、服务人群为职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便是燕大当日的校训。他老人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开创新风气，跟民国五年(一九一六)蔡孑民先生主办北京大学时的作风，正是本着同样的襟怀。他们两人的办学主张虽都是受到古代希腊哲人自由讲学风气的影响，而跟中国儒家的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却又都是很切合的。就由于这种关系，所以他的门生之中，各党各派的都有。燕大始创于一九一九年，及至三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蓬勃发展，而蔚为国际间的著名学府了。这都是司徒校长四方奔走领导得宜所获到的成果。全校师生大伙都尊他为燕大的“精神堡垒”、“新文化的保姆”，是有相当道理的。

司徒校长出身于牧师家庭，一八七六年诞生于杭州，故常对人自称为杭州人。他一向都是以虔诚的基督徒助人为乐的心地对待世人的。他交游遍天下，国府高级官员中，不少是他的知交和高弟，中共方面的要员也有许多是他的朋友和门生。大概就由于这个缘故，才于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受到杜鲁门总统的青睐，任命他继赫尔利将军之后而为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将军，共同负担起调停国共纷争的艰巨任务。当时司徒师已届七十高龄。然而调停结果不但毫无进展，而且更无端招来国共双方的不谅、鄙视与攻击，结果事与愿违，同时跟着情势急转，老先生才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初返美述职。后来竞患了半身不遂，从此他便给病魔足足折磨了十三个年头，到最末了终于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以八十七岁的耄耋高龄，赍志以殁。这十几年卧病期间，他老人家身心的痛苦，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笔者每次跟傅泾波老学长互通音问时，也不时会表露出个人胸中不平之鸣。

及至一九八O年初，接获波公惠寄司徒师日记的原文刊本，年底复承不弃，嘱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的日记，译为语体文，希望能借此将司徒师奉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担当起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前后后的经过事实，公之于世。笔者登时不免受宠若惊，自揆本身资望学识均不足以当此重任，况且司徒师这套日记内容又是如此饶具历史价值的。译得好的话固然可以引起世人的瞩目，再进而对司徒师予以谅解；可是如果译得糟的话，却只有造成更坏的影响。于是经过考虑之后，立即函复波公婉辞翻译之役。后来又因为某种缘故，波公忽又函嘱日记翻译可暂缓。笔者得讯之后，一时颇有“诚如所愿”之意。后来隔了几个月，波公又频频来信，旧事重提，表示决意照原定计划进行翻译，同时仍决定要把译述重担交给笔者。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笔者只好把日记细读了一遍，读后第一个观感便觉得其中所记当年各种人物的性格、感情、谈吐，均能表现无遗。这诚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最具历史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无疑是日后编纂信史的珍贵资料。原文字句稍嫌过分精简，中间且多隐语暗志，苟非身历其境，否则便随时会遇到诸多困难的。于是我又不得不把个人观感向波公申述，表示贸然译述诚恐会错误重重，不好交代。后来波公复函，大意谓：“本身数十年长期追随司徒师，对当时种种经过情形，以至司徒师所曾相与晋接的各方人物，犹多存有印象，老弟尽管放胆动笔，如有困难自当协助设法谋求解决，盖此项日记的逢译工作，乃是为老师辩诬的极具意义的工作”。同时又表示印刷费，仍由波公与夫人刘倬汉女士及长公子履仁世兄全部负担，作为纪念司徒师栽培关爱之恩。波公对司徒师殷切之用心，可以概见，其风义足多，实在令人敬佩不置！

这次在波公的不断打气、督促、鼓励之下，笔者才硬起头皮，壮起胆量，毅然答应玉成其事。等到一九八一年八月下旬才有工夫开始利用正业余晷进行逢译工作，迄十一月中旬译竣。中间且曾将译稿分为四批径寄波公烦请校订。波公已是八十三高龄，难得他每次都不辞劳累，予以细心校阅订正，同时还多得他陆续提供许多极有历史价值的有关资料。这段期间，双方信札往还特别频密，几乎月必数起，有时甚至还要靠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可是还不敢贸然付印，本来打算再从头进行修正润饰，凑巧又因为学院方面期考的缘故，原计划又不得不给延搁下来。直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初旬，才又利用农历年假期，于是一气呵成，结果总算把全部译稿校阅修饰完毕，至此才感觉到有如释下重负的那股愉快心情。这次译述工作幸赖波公从中指引，才不至于太走样，而卒底于成。波公和笔者虽然尽过一番微劳，可是此乃我们本分所应为、义所当作的；我们不敢言劳，也不宜言劳。总之，我们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只希望这本日记杀青面世之后，能使世人明了当年司徒师致力调停工作而不辞劳瘁的真相；同时这类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又能够引起编纂信史的历史家的注意。那么，我们大家所努力从事的，也就不至于白费，这更是我们所深切盼望的！记得笔者曾为燕京大学香港校友会主编《故校长司徒雷登博士纪念特辑》(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时，笔者发表过一篇题为《纪念一代伟大教育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的忆述文字，结语有这么一段话：“……大部分人都异口同声地公认先生在教育方面的确有很大的成就。另有一部分人士对于司徒先生晚年的出任驻华大使，却都感叹为司徒先生一生清名令誉之累。可是人们却不明了当时他是以传教士背负十架的精神，准备出来为中国前途出力的。无奈中国这个波谲云诡、微妙复杂的政治问题，到底是不容易搞得清的，结果他老人家卖力不讨好，只落得招来左右两方对他的埋怨。虽然他所谋不遂，而他的动机却是良善的。所以这部分人对他的妄加月旦，我却认为未免厚责贤者了。”当时笔者这番结语乃是根据情理而推论的。及至此次负责逻译司徒师这套日记，使我对当日的情况更加透彻明了，按照当日的实情看来，令我仍然觉得十九年前我那番推论，还算得是平实、客观而正确的。《司徒雷登日记》这次克以刊行面世，首先我们应该特别感谢傅泾波老学长，因为没有他的热诚督促指导，没有波公贤伉俪与贤乔梓的慷慨醵金，日记的出版是无从实现的。书中所附的珍贵历史照片，大部分是波公所提供的，这些照片都是他私人珍藏的纪念品，为他处所罕觏，因而为本书特别增加了无限光彩，这一点也应该向他致万二分敬意的。关于校对工作，笔者坚抱一向宗旨，宁可耐心多校几遍，庶免日后发现鲁鱼亥豕些微错误而懊恼；于是前后反复校勘凡四次至五次者不等。校勘工作所费精神时间，诚属不少，在这方面，内子林淑侬给我臂助良多。总之，本书得以顺利刊行，对各方面的种种赞助，无论是金钱、精神和劳力等，均有所利赖，谨此并致谢忱！我们这次虽然已竭尽心力而为，可是书中错谬之处，必仍在所难免，伫望明达君子赐予批评和指正！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识于香港北角风满楼

　　司徒雷登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史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司徒雷登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被作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司徒雷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逐步还原司徒雷登的真实面貌。本书为又一部司徒雷登研究著作，只不过，该书是以司徒雷登的日记形式呈现。该书已被列入《万象》杂志运营总监王瑞智先生担任主编的“传记文学丛书”。　　本书详实记录了具有多重身份的司徒雷登，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这位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的叙述，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接近着历史的真相，也直面了美国在60多年前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中担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