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命”而“道”

"第一讲绪论：中国的“轴心时代”

一种生命化的研究方法

人类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

卜“命”与致“道”

先秦诸子学说在怎样的人文分际上

第二讲老子

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

“道法自然”

“有无相生”

“上德不德”

“复归于朴”

第三讲孔子

孔子的生命情调

“仁”――“吾道一以贯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政者，正也”

“有教无类”

第四讲墨子

墨子与《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

“尚贤”与“尚同”

“尊天”与“事鬼”

儒墨之辨

第五讲庄子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大道不称”而“寓诸庸”

“明白人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

“吾丧我”，以“相忘乎道术”

“无所待”，“以游逍遥之虚”

第六讲孟子

儒学的主脉与孟子

性善论与“四端”说

“义”、“利”之辨与“良贵”说

“王”、“霸”之辨与“仁政”说

“小”、“大”之辨与“存心”、“养性”的修养论

第七讲苟子

荀子其人与儒门中的荀学

“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

“性伪之分”与“化性起伪”

“明分使群”与“隆礼”、“重法”

“化性”、“解蔽”而“终乎为圣人”

第八讲名家

“辨说”与名家

惠施的“合同异”之辩

公孙龙的“离坚白”之辩

几点评说

第九讲法家

“法”意识的不同人文内涵

李悝、吴起和商鞅慎到与申不害

韩非

第十讲阴阳家

从“数术”到“阴阳之术”

“阴阳”与“五行”

“五行相生”与“月令”

“五行相胜”与邹衍的学说

附录

“先秦诸子”绪论讲授提纲

老子学说讲授提纲

孔子学说讲授提纲

墨子学说讲授提纲

庄子学说讲授提纲

孟子学说讲授提纲

荀子学说讲授提纲

名家学说讲授提纲

法家学说讲授提纲

阴阳家学说讲授提纲在“先秦诸子思想”作为一门课程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讲授了八次后，我应刘景琳先生之约，把遗忘中先后留住的那些话语联缀成这部书稿。它多少借用了讲演录的体例，却并没有贪图时行的录音整理的方便。这是一次勉为其难的尝试，原想在尽可能浅近地陈述读解古籍的心得时，尽可能少地失去唯有曲尽其致的雅语才足以涵养的那份神趣，但临到遣词造句才知道这对于我终究还是力不应心。大约十五年前，我由考寻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渊源开始回味那个产生过孔孟老庄的时代。无可名状的向慕之情中多了几分敬畏和羞愧，一个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学人第一次带着切己的生命遭际问讯于往古圣哲时的心境是亲切而紧张的。我曾迂回到柏拉图的直逼“理念”的“中的标准”(Medium)以反观孔子的“中庸”之道，也曾借重康德的起于“好的意志”的“至善”去探询儒者“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心灵消息，但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见诸文字的多是西学的讨究，而透露我对原始儒道思索踪迹的就只有《(周易)经传与儒、道、阴阳家学缘探要》和《孔子之生命情调与儒家立教之原始》了。近十年来，又一次的执教生涯把我放置在两种大得多的张力下，这张力一在于学术运思的跨度，一在于学人良知与学术生存环境的抗衡。前者从我先后讲授过的五门课中的两门课可约略窥见――这两门课是“现当代西方文论专题”和“先秦诸子与中国人文精神”；后者却多少吐露在我应邀撰写的一篇学术随笔中，那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名、利在通行的评价体制内的直言不讳使学人委身为欲望的奴隶，学术在遗忘了它的天职后遂变为学者们沽名钓誉的场所：从马克思那里讨学问的人，不再记得这位哲人的‘要直扑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的告诫，言必称孔孟的那些心性之学的祖述者，竟至会淡忘了那‘羞恶’、‘辞让’之心；修西学的人固然陌生了耶稣的境界和苏格拉底的风骨，而操着鲁迅口吻动辄嘲人以‘正人君子’之流者，自己却成了真正的‘小人’。”毋庸赘说，这两重张力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成全了我同“先秦诸子”的宿命般的学缘。与苏格拉底前后的古希腊哲学处在同一时代等高线上，蜂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之学为中国的人文运会养润了生生不已的灵根。对“生”的眷注是深藏在中国初民心底的最动情的秘密，到了老子和孔子出现时，这在往后依然持续着的眷注的焦点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换――这转换可一言以蔽之为：由“命”而“道”。这之前，牵动着生死、利害的“命”意识是笼罩一切的；这之后，伴随却又穿透着命运感的“道”把人们引向心灵境界的提升。“道”是诸子绝唱这篇大诗的诗眼，从这里看入去，可分辨出老、庄以“道法自然”所“导”――“道”本或作“导”――于人的是“致虚”、“守静”、“无为”、“复朴”的人生价值取向，可领略到孔、孟以“道(导)之以德”所指点于人的是“善”、“信”、“美”、“大”、“圣”这一“文质彬彬”、由“仁”而“圣”的心性陶养之途；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固然是以“天志”(“道”的别一种命名)为最后依据对世人所立的一种教化，而法家在把“道”化作“南面之术”(“人主之道”)后所自觉致取的是“富”国“强”兵以雄视天下的功利效果；甚至惠施的“合同异”、公孙龙的“离坚白”之类“琦辞”、“怪说”也在有着特定价值内涵的“道”的烛引下“欲推是辩”以“化天下”，而以“尚德”对“数术”作了点化的阴阳家在重新理会那无从摆脱的“命”时也由衷地瞩望于“道”。“道”并不是半个多世纪来被人们说滥了的所谓“规律”，也决不可比附于以“不可挽回的必然”过重地牵累了古希腊人的“逻各斯”(λY0s)。正像路的拓辟和延伸只在行路人的脚下，“道”只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真实。只有诗意的眼光才能发见诗意，历史中的良知也只有当下的良知才能觉解；在诸子不得已留下的言诠中与“道”相遇，乃在于以本己的生命体悟默然契接那有过至深体悟的生命。无疑，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只能活在富于生命感的阐释中，阐释者从阐释对象那里所能唤起的是阐释者自身生命里有其根芽的东西。虚灵的人文传承也许在于生命和历史的相互成全――以尽可能蕴蓄丰赡的生命由阐述历史而成全历史，以阐释中被激活因而被升华的历史成全那渴望更多人文润泽的生命。我称这种使生命和历史有可能相互成全的研究方法为生命化的方法。诚然，这方法同历来对学术的功利经营无缘，它承诺着历史的生机，亦当求证于生命的历史。克剑2006年3月13日于北京远郊"

　　任何一个文明发祥较早并在此后以其最初成就长久地参与了人类文化创造的民族，都曾有过这样的时代：它之前的所有时代都向着它而趋进，似乎都在为它的到来作一种准备，它之后的所有时代又都一次次地回味于它；这时代仿佛它前后的那些时代环绕的轴心，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把它称作“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特征，倘一言以蔽之，正可说是人文眷注从“命运”到“境界”或所谓由“命”而“道”的转换。中国的“轴心时代”当在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之际……　　所谓由“命”而“道”，是指人们由关注人的可能的“命运”，转为涉及人生当有意义的“境界”。“命运”问题是“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问题，“境界”问题是“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从人生的终极处问起的，因而构成人生其他的一切问题的辐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