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人口过剩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1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5

一、人口行为／5

二、传统社会／6

三、经济理性／7

四、人口过剩／7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8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性质／9

二、历史主义和逻辑方法／13

三、理性与演化／17

四、分析框架的假说性质／21

第四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24

第五节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26

一、研究思路／26

二、结构安排／27

第二章 产权界定与人口行为／29

第一节 产权界定与人口过剩／29

一、基本框架／30

二、另一个角度／35

第二节 制度系统的“过剩”人口／36

第三节 生产系统的过剩人口／38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人口剩余的特殊原因／40

第五节 小结／41

第三章 人口的产权分析模型／43

第一节 一般均衡分析／43

一、不考虑产权保护的子女数量／43

二、考虑产权保护的子女数量／44

第二节 理论模型：局部均衡分析／47

一、基本假设／47

二、均衡结果／49

第三节 理论模型：比较静态分析／51

第四节 动态均衡的简单描述／52

第五节 对相关学术争论的分析／54

第六节 中国传统人口行为模式／55

第四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育控制／57

第一节 房事控制／58

一、伊懋可的概率模型／58

二、节欲文化基础／62

第二节 婚内节育技术／64

一、由江浙到中国／64

二、避孕技术／66

三、堕胎技术／69

四、绝育技术／72

第三节 节育技术的传播／74

一、传播途径／74

二、“三姑六婆”／75

第四节 溺婴／76

一、溺婴行为界定／77

二、溺婴的道德约束／78

三、溺婴的法律约束／80

四、溺婴的实际状况／81

第五节 间接证据／82

一、娼妓与节育史／82

二、经济政策对人口行为的影响／86

三、“花蓝瑶”的节育行为／88

第六节 中国传统人口控制技术评价／89

第五章 中国传统社会产权界定制度及其效率／9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91

一、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91

二、共同体之争／93

三、“大共同体”的特征／97

四、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98

五、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10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102

一、中央司法机构／103

二、地方司法机构／106

第三节 传统司法体系的特点及效率／107

一、“息讼”原则／107

二、地方官责任制度／108

三、技术缺陷／109

四、传统司法体系的腐败／111

第四节 乡里组织及其效率／112

一、变迁过程／113

二、由“乡官”到“职役”／117

三、职役化乡里组织的产权界定功能／121

第五节 传统社会的产权界定效率／122

第六章 宗族与产权界定／123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中宗族的不均衡分布／123

一、“南盛北衰”／123

二、原因分析／129

第二节 宗族的产权界定功能／132

一、族规约束与产权界定／132

二、直接方式／133

三、间接方式／135

四、执行方式／136

第三节 产权界定效率的地区差异／139

第七章 “理性的”人口过剩／143

第一节 宏观人口的“马尔萨斯”现象／143

一、人口过剩的标准／143

二、宏观人口行为／146

三、人口迁移／149

第二节 人口宏观行为的南北差异／152

一、总体人口历史变迁／152

二、明代“南减北增”／153

三、家庭规模／156

第八章 结论／160

参考文献／164

后记／169

《理性的人口过剩——中国传统人口行为的产权经济分析》作者陈纪平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制度系统人口过剩和生产系统人口过剩，构建了人口的产权分析模型，通过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说明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产权界定效率低下，丧失了产权界定的规模经济，导致经济系统中存在大量进行个人产权界定活动的过剩人口；即由于产权保护功能被低效率官府垄断，家庭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武装功能来保护财产甚至人身的安全，从而在决策家庭最佳人口数量时，不仅要考虑生产中入均产量最大的目标，还要顾及如何保护生产出来的财富，是中国人口在宏观上表现为相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过剩状态”，而这种结果是人口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的人口过剩——中国传统人口行为的产权经济分析》由陈纪平编著。 《理性的人口过剩——中国传统人口行为的产权经济分析》内容简介： 理性假设前提下，中国传统社会中节育手段与人口过剩的同时存在是一种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现象同时存在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将产权界定引入人口行为分析，可以为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提供一种方法。 产权包括人们对财产的权利和人身的权利，其界定从来就是不完全的。界定不完全的产权会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意味着自‘由取用，为了获得进入公共领域的产权需要花费资源。和生产活动一样，投入产权“猎取”活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而且在争夺公共领域产权的活动中，劳动力资源的比例更大，作用更为明显。这样，社会在生产活动之外有了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当第三方组织（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过于低下时，这种劳动力需求和社会生产活动劳动力需求相比会很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导致人口过剩——相对于生产活动的最佳人口均衡值的过剩。投入到争夺公共领域产权的资源属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有内生与外生之分，由产权界定引发的人口过剩也就通过两个相应的机制形成。 换个角度讲，产权的界定是由人们争夺、保护的努力程度以及第三方组织（政府）的效率决定的。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当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降低，更多的产权由个人以武力或其他方式进行界定时，必然会因丧失规模经济而导致产权界定活动中投入的劳动力资源大大增加，从而在社会人口体系中出现过剩人口。所以，产权界定的不完全滋生了人口过剩，而第三方组织（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越低，人口过剩的情况越严重。 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使其产权界定体系不同于以司法体系为核心的现代产权界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中，专制帝国大共同体、地缘性的村落共同体与血缘性的宗族共同体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主要的社会控制系统。然而，在统治技术低下的限制条件下，大共同体（即专制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在征收税赋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和压制各种共同体的活动上，目的在于防止替代者争夺其统治位置，而对于提供公正产品、解决百姓之间的产权纠纷没有兴趣。而处于打压之下的村落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也基本上丧失了控制成员的能力。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界定效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官僚体系的腐败更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宗族共同体的活动在整体上处于很低的水平，但在此基础上，其地区分布却呈现出“南盛北衰”的非均衡特征。这种“南盛北衰”的特征既体现在宗族组织的数量上，也体现在宗族对其成员的控制力度上。宗族活动水平的地区分布差异，导致了产权界定效率在社会总体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南方高于北方，尤以东南为最高。 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较为经济的婚内生育控制技术，包括药物、针灸以及其他中医手段。另一方面，尽管溺婴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社会现象，但是其仍然是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第三个方面，在东方文化传统背景中，房事控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节制生育的手段之一。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拥有婚内控制生育的手段和能力，加上溺婴。积极的人口控制是可能的。 所以，尽管人口控制可行，但在产权界定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使家庭规模超过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最优值。这种微观上的理性决策形成了宏观上人口行为的非理性过剩现象：频繁的战争、饥荒、瘟疫等“现实性抑制”、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而与宗族活动不平均区域分布引起的产权界定效率“南盛北衰”相适应的是，南方家庭规模小于北方，南方人口增长率小于北方，明代更是出现了“南减北增”的人口现象。【作者简介】陈纪平（1972—），男，陕西大荔人。1994年毕业于西安石油学院油田开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石油开发专业）；2000—2003年就读于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产业经济学专业）；2003—2006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史专业）。现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