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走廊

中华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构造

绪言

“华夏边缘”讨论的继续

中华帝国的政治形貌

中华帝国的文化形貌

中华帝国的区划形貌

中华帝国的地理形貌

岭南走廊：一个重新发现的文化通道

“岭南”考述

岭南走廊的“发现”意义

岭南走廊潇贺段概貌

潇贺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概貌

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总图

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的剖面及时空图(地上／地下)

家园遗产的个典型案例秀水村

后记

前言

文化是走出来的

这里说的走廊，是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也可说是连接于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

人类是行走者，自生到死，难以停息。个体的行走，意味着日常的基本运动；种群的行走，则体现为有选择的空间迁移。其中既限于一定的界限又循着特有的路径。古往今来，人这一物种逐渐广布于世界各地，并因各自的血缘纽带形成彼此相分的群团。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便不再费力地四处奔走，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

在游猎时代，行走意味着食物的捕获与“逐水草而居”。那时，天当被地当床，四方流动，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也就未出现明显的走廊。进入定居农业，人们逐渐捆绑于土地，开始分为明晰的聚落。但在往昔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虽然日常的空间缩小了，个体和部族的生活也还有村野的循环及婚嫁的流动，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在半径，以及人心敬畏、不轻易触动的自然圣地。只是随着楼房林立的都市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宣示了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群落之间才失去缓冲，没有过渡，亦无空白，族群性的行走被拆散成不相呼应的个体碎片，广漠无垠的空间被改造为彼此设防的边界和界限森严的僵硬领地。文明成为牢笼，走廊被切割为不再通畅的绝途与遗迹……也就是说，人类按血缘聚居、彼此往来且静动交错的空间方式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蜕变。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里，反观以往的自然空间和文化走廊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各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相对于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再者，结合世界史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正由于有大大小小的“走廊”存在，才使得各“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

以东亚为例，在被称为“夷夏交错”的纵横世界里，在各主要的族群文化之间，著名的文化走廊不少。其中由北至南，备受关注的至少有三处，即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的“河西走廊”、南部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和横断山地区的“横断走廊”。如今我们从文学和人类学路径走进它们，是为了趁这些重要的文化空间还未被完全遗忘之际，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梳理以及亲历行走和田野图像，使其重新呈现出一些立体的片断，并至少能在文本世界里留下一条返回的通道和接着叙说的余音。这套丛书目前的三本书分别关注“华夏源流”、“帝国政治”和“生态地理”。作者虽各取所需，叙事各异，但都力图突破“中原中心观”对多源历史的扭曲与局限。

人是行走的动物，人类学是行走的学问。二者指向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

文化是走出来的，族群与文明是在互动中孕育的，人类向往超越边界。

让我们一起行走现实的走廊虽然难以用文字逼真再现，开启的窗口却能让时光来回穿行。

后记

一个人十几年来陆续来回穿梭于一个边缘地带，就好像来回穿梭于“家”那样。在贺州一带做田野，屈指算来已不少于十二次。久了，自然逐渐熟悉了那个地方，也就逐渐有了一些“地方感”，也因此有了这样的课题。

对于课题，我们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帝国的边缘是如何建构的？显然，要在一个边缘地带找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封建帝国以及变迁的规律委实困难。即使是人类学通过“田野作业”(fieldwork)所获得的地方化资料也不足对这一庞大文明体的内在原理做更深入的归纳和更高的提升。盘缠其中的永久性争议不外乎是：在某一区域所看到的“边缘性”能不能，或在多大的层面上具有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天底下有“普世价值”吗？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个案。它确实只是一个个案。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地方。它确实只是一个地方。不过人们或许同时意识到：个案的力量恰恰来自于个案。只要我们不奢求太多；地方的价值正好源于地方，只要我们不期望太高。

想以十几万字的小书去求证几千年存续的文化走廊是不可能，也是不可以的。不过，我们试图以一种新的视野，以尽可能的方式将材料(包括地理的、历史的、族群的、器物的、口述的、展演的等都可视为“遗产”)集中起来，以提示：岭南走廊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通道。对它的重新发现，有助于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新发现！

不是因为不能免俗而不得不致谢，而是在这本小册子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黄向春博士和梁昭博士，他们虽然都是年轻学者或是我的弟子，但他们的劳动、智慧和研究成为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要感谢我的法国老师JacqueLemoine教授，是他把我带进瑶族研究，带到这一块土地。我还要感谢叶舒宪、胡庆生、邓元东、刘小春、郑威以及这十几年给予帮助的朋友和当地民众。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她们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不可能这样长时间地在外做田野。

在知识爆炸、资讯累赘的今天，以传统著书方式“产生”的结果充其量只不过在书架上多出一小书而已。然而，小书的作者却仍免不了忧心忡忡，“小册子”也许有“大谬误”。诚请读者批评指教。

彭兆荣

2O08年5月初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秦始皇谁计中国第一个帝国边疆的理念是“北堵南疏”，它造就了两个历史工程，长城已经成为不朽的遗产，岭南走廊却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淡忘。本书试图通过对岭南走廊这一工程的重新发现，来揭司帝国边缘的政治和地理。作者以岭南走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段潇贺古道为例，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形貌，读者可通过本书了解帝国边缘政治和地理的历史脉络。　　本书讨论的问题将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根据，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在他新的庞大帝国的边陲做了两件事，即所谓的“北堵南疏”。具体地说，秦始皇在帝国边陲进行了两个大工程在北方修筑长城；在南方修筑“岭南走廊”，打通内陆到海洋的通道。长城的重要性和标志性早已无需赘言；然而，与北方这个浩大工程相比，在南方的这个工程历来不被重视，其中的“谜结”迄今为止仍未彻底解开。本书将对这个断断续续的历史工程的形貌进行一些考察，以期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一些思路。【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年出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比较文学理事，文化部非物质遗产专家组成员。曾到法国尼斯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从事学习和研究。法国巴黎大学(十大)客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高级访问教授。　　主持过国际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等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主持和参与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等工作。主编《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人类与遗产丛书》、《旅游人类学译丛》等。代表著作有：《文学与仪式》、《旅游人类学》、《人类学关键词》(合作)、《摆贝：一个西南边陲的苗族村寨》、《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寂静与躁动》、《生存于漂泊之中》、《西南舅权论》、《文化特例》等。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目前主要研究领域：遗产批评、族群理论、旅游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