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发动

第一章冒进与反冒进

1.批判“小脚女人”

2.冒进的出现

3.1956年的反冒进

第二章“大跃进”的序幕

1.“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

2.“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3.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4.十五年赶超英国

第三章批评反冒进

1.“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

2.“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3.工作方法六十条

第四章为“大跃进”升温

1.“争取大跃进的大会”

2.“这个冒进好”

3.“苦战三年改变面貌”

4.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第五章酝酿总路线

1.“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2.“敢想敢说敢做”

3.助长“大跃进”的几个文件

4.“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第六章“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多快好省总路线

2.“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3.插红旗、拔白旗

4.“敢于破除迷信”

第七章农业“大跃进”

1.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2.高产“卫星”满天飞

3.“卫星”为何能上天

4.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八章全民大炼钢

1.1070万吨钢的由来

2.“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3.“钢铁元帅升帐”

第九章教科文“大跃进”

1.知识界的跃进计划

2.“国际先进水平”及其他

3.“教育革命”之举

4.“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仅对“大跃进”的发动情况作了简单的勾勒。其实，“大跃进”作为一场运动延续了三年之久，即到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跃进”运动才告结束。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原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结果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延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强烈的赶超思想，是“大跃进”得以发动的最初动因。有赶超思想本是正常的，这也曾是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发生过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与比较，而人们在追求社会主义这种新制度之时，就曾设想它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体现出来，就必须尽早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步，显然始终无法实现赶超的目标。因此，追求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中国亦概莫能外。

“大跃进”当然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当年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高速度时，中国的“大跃进”迈出的步子最大，追求的速度最高，造成的影响也最大，究其原因，在于当年中国人(包括领袖与民众)赶超思想尤为强烈。

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时，经济文化更为落后。更为重要的是，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积贫积弱，使中华民族饱尝贫穷落后的屈辱，而在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落后，中国人的强国富民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现在，中国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认为有了这个好制度，就一定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也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证明建立了一个好制度。

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虽然历经曲折，但最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但打败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也推翻了强大的蒋介石集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显示出了卓越的革命才能，同时也不断地增长了革命的自信，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没有不可克服的难关。既然那么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都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理所当然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更何况中国有六亿人口，而且又有革命战争年代组织动员群众的丰富经验，还有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赶超的目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局面，是产生强烈的赶超思想的动因；革命年代的成就与经验，又进一步激化与增强了人们的赶超意识和实现赶超目标的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的发动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口号的提出，虽然是“大跃进”发动的一种显著的标志，但是，如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之以六亿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应当说用十五年的时间使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赶超英国，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并不在于设立了这样一个赶超的目标，而在于这个口号提出之后，赶超的时间不断被缩短，以至仅过了半年的时间，就将赶超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变成了两年，而将赶超美国缩短到十五年。并且片面地认为只要钢铁产量超过了英美，赶超的目标就实现了，于是确定将当年的钢产量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并且为了这1070万吨钢，不惜举全国之力全民之力，大搞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三年的“大跃进”之所以造成严重的局面，全民大炼钢是重要的原因。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为何刚刚提出的目标一改再改，赶超的时间一再缩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1958年年初开始的对反冒进的批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将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之后，在党内逐渐形成了冒进即跃进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而反冒进即右倾保守举的则是资产阶级白旗的话语体系。而跃进是什么？就是敢想敢说敢干，就是敢于提出高指标，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变成了敢于吹牛说大话，敢于搞虚报浮夸，于是乎各类“卫星”满天飞，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荒唐口号。可以说，对反冒进的批评，不但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一言堂和个人专断，也造成了党内一些人为迎合党的领袖而放弃实事求是原则的不良风气。高速度原本是毛泽东所追求的，而党内一些人又不断地论证高速度的可行性，并且提出了更高的发展速度，这样在上下互动之后，超英赶美的时间乃不断缩短，各种不切实际的指标也就一再拔高。、而为了实现这样的高指标，就不能不打破常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开展各项工作，“大跃进”最终也被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运动。“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运动，一方面，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确实有着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不少干部群众是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去的，而且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们的确显现出忘我的生产工作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出现了许多的感人场面。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造成了必须“跃进”并且必须“大跃进”的社会氛围和强大的社会压力。由于正常的发展速度被当做右倾保守的表现，而高速度高指标则成为响应“大跃进”号召的标志，又采取所谓的“两本账”、“三本账”的计划方法，造成了各项指标的层层加码。为了批评反冒进和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曾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并且一级级地传达有关精神，在党内外营造了特殊的“大跃进”氛围。此外，《人民日报》等各种宣传媒体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通讯报道，对右倾保守思想展开批判；同时树立起各种敢于跃进、敢于提出高指标的典型，一步步地使“大跃进”升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的发动也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跃进”运动是当年人们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未曾成功的试验。当然，用这样的方式去发展经济加快建设速度，不但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并且在短时间里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事实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们可以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用运动的方式可以一时激起群众热情，但搞建设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科学。思想必须解放，迷信必须破除，但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破除迷信不是盲目蛮干，群众的热情需要保护，但各级干部的头脑不能发热。在“大跃进”的发动过程中，解放思想和破除迷信曾是重要的宣传口号，也是发动“大跃进”时重要的精神动力，但由于没有首先搞清楚要解放的思想是什么，要破除的迷信又是什么，而将按规律办事等同于右倾保守，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知识及知识分子等同于迷信权威，结果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被接二连三的运动所代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被“以钢为纲”取代了，敢提高指标、敢放“卫星”成为解放思想的标志，经济建设中混乱局面的形成也就无法避免了。“大跃进”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历史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也才能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不难看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

　　“大跃进”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历史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也才能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本书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动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不难看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全面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动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深刻揭示了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教训。【作者简介】　　罗平汉，男，1963年8月生，湖南省安化县人。先后就读于湖南益阳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教授职称。曾在重庆中国嘉陵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工作，现供职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导师。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中央党校优秀教研人才资助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著作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村民自治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