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解释

三　研究方法的运用

四　内容与结构

第一章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第一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一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间构成及其变化

二　外资第三产业内部门构成及其变化

三　外资第二产业内部门构成及其变化

第二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的结构比较

一　产业结构的中外比较

二　第二产业内部门结构的中外比较

第二章　政府约束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官僚资本的挤出

第一节　官僚资本第二产业内部门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解释

三　研究方法的运用

四　内容与结构

第一章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第一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一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间构成及其变化

二　外资第三产业内部门构成及其变化

三　外资第二产业内部门构成及其变化

第二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的结构比较

一　产业结构的中外比较

二　第二产业内部门结构的中外比较

第二章　政府约束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官僚资本的挤出

第一节　官僚资本第二产业内部门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一　国内第二产业投资构成

二　官僚资本第二产业内部门构成及其演变

第二节　需求变动与矿业投资政策的演变

一　民间需求与招商承办制度

二　需求变动与官办、官督商办煤矿的建立

三　外国需求与利用外国资本

第三节　官办、官督商办煤矿的政府约束因素分析

一　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

二　政府资金供给约束

三　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

第四节　外国在华矿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　矿权区位选择策略分析

二　投资方式选择策略分析

第三章　市场规则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民族资本的挤出

第一节　机制棉纺织品在华市场的形成(1913年前)

一　两次鸦片战争与机制棉纺织品在华市场的形成

二　价值规律与机制棉纺织品在华市场的形成

第二节　发展与共存(1913—1922年)

一　对机制棉纱的需求分析

二　对机制棉纱的供给分析

三　机制棉纱供求状态分析

第三节　竞争与挤出(1923—1936年)

一　市场环境变动：供求趋向均衡

二　棉纺织业投资战略推移方式的中日比较

第四章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

第一节　数据介绍

一　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估算

二　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估算

第二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相关关系测度

一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总额与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相关关系测度

二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流入量与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相关关系测度

三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净流量与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相关关系测度

第三节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

一　总投资模型的建立

二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挤出系数

三　外资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相关关系测度

第五章　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决定因素

第一节　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结果比较

一　对1985—1999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测度

二　1840—1936年与1985—1999年外国(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结果比较

第二节　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决定因素

一　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类型的判定

二　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后记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渠道，据统计，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底，在全世界受资国排名中，中国有7年排在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随着外商在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也日渐显露。自1992年起，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外商投资挤压民族工业投资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不断扩大、蔓延，大有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势，因此外资对民族资本的挤出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对于该问题，从现实出发的研究，已逐渐形成热点，但对历史上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系统研究，却并未发现专门论述。因此，对近代时期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进行研究与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梁华的这本《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试图从宏观层面出发，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挤出行为和内在原因作一客观剖析，并引入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通过建立适当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作一精确测度。此外，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照古今，在揭示挤出效应存在的一般性的同时，探寻其发生变动的特殊决定因素，以求有鉴于今。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共分五章。
　　第一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分析。通过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梳理分析，以及对中外投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的比较分析，揭示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的竞争与挤出主要集中在矿冶业和制造业。

　　第二章政府约束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官僚资本的挤出。通过对国内资本构成(按照资本性质分类)及官僚资本第二产业内部门结构的剖析，可以发现矿冶业投资的中外竞争主要集中于煤矿业，且于外资与官僚资本之间展开。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开发与利用矿产资源，首先需要获得国家所赋予的开采权，因此，矿业投资与投资政策直接相关。通过分析发现，清代矿业投资政策几经演变，最终原因都可归结为需求的变动，这本无可厚非，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外国资本挤出了国内官办或官督商办煤矿企业，因此就需要对挤出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深入剖析。经过分析，发现其原因有三：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导致民间投资的衰落)、政府资金供给约束和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导致官方投资的失败)。政府约束对国内矿业投资发展的制约，仅仅给外国在华矿业投资挤出国内投资提供了一个可能，其最终得以实现，还要依赖于其投资策略的实施，因此还需要对外国在华矿业投资策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外国在华矿权区位选择策略和投资方式选择策略，是其最终挤出国内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关键。

　　第三章市场规则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民族资本的挤出。制造业投资的中外竞争，主要集中在棉纺织领域，且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之间展开。外国在华棉纺织业投资对民族资本的竞争与挤出，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为市场的开拓过程；二为投资的竞争与挤出过程。而后者即投资的竞争与挤出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发展与共存阶段和后期的竞争与挤出阶段。我们认为，与矿业投资中官僚资本被外资挤出的主要约束机制不同，棉纺织业投资中外资与民族资本的竞争与挤出主要取决于市场约束机制，进而通过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棉纺织业投资竞争与挤出的每个过程和阶段的经济分析，以及对中外投资战略推移策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资本被挤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市场规则的偏离。

　　第四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测度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实际上就是测度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方向资本总额形成的影响，因此在建立模型时，以中国近代方向资本总额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此外，由于资本形成具有一定的时滞，因此选择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考虑到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国内，且有很大部分利润被汇出中国，这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外国在华投资对近代中国资本形成的影响，因此建立模型时，对以上现象分别予以考虑，具体来讲：(1)以外国在华企业投资总额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影响；(2)扣除来自中国的资金，即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流入量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影响；(3)再进而扣除外国在华企业利润汇出，即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净流量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无论是就总额而言，还是就流入量以及净流量而言，与近代中国资本形成的关系都是负相关关系。进而，通过对外资投资率与总投资率相关关系的测度以及对挤出系数的计算，进一步验证了以上回归结果。最后，通过对外资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相关关系的测度，发现其对官僚资本的挤出程度要远远大于民族资本。

　　第五章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决定因素。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后，曾先后两次开放国门：一次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另一次在1978年以后。虽然两次开放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形和最终结果迥异，但两者之间却也应该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本书舍弃具体情形的差异，而仅针对计量检验的结果，将1840—1936年与1985—1999年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测度结果作一比较。结果发现，一方面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而另一方面在挤出程度和挤出对象上却存在明显不同。缘何如此?通过对两个时期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类型的判定，发现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商)在华投资，是导致挤出效应在近现代均得以存在的外生决定因素；而通过对两个时期外国(商)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型的比较，发现由中国政府作用的差异引起的效应决定模型由一维模式向二维模式的转变，是挤出程度和对象发生显著变化的内生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