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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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管胡同六号的里院，雨点打在已经衰败的荷叶上。我和母亲无言地望着窗外，黄昏的细雨，淅淅沥沥，母亲好像是无意地说了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她又要出门，到上海去为上海越剧院写剧本。这不知道是第多少次去外地了。我们很少有谈话的机会，她几乎没有和我谈过她的过去，再说，我对于他们那一代的事情也不大感兴趣。那是一九五六年，今天是多么美好，昨日是多么灰暗。

那个傍晚，那个情景，不经意地念出的一句诗，突然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好极了的感觉，心里一颤，像触电似的。这是不常有的，因此深深地留在记忆里。母亲几天后去了上海，短短几个月内写作和改编了好几个剧本，有的至今还在演出。累坏了，年底前在郑州观摩豫剧时，突然倒下昏迷不醒，中风失语，李义山的诗句是我能记得的她的最后的语言。

也许这并非母亲念那句诗的用意，而是我今天的联想。母亲从1929到1949年，写出了大量作品，在五十年代，都被看作是“残荷”了，甚至比残荷更无价值。她最怕人们提起《渔光曲》，好像自己是在吃老本，成了“反刍动物”。她自己也不看重自己的旧作，除了保留在身边的几部未发表的作品的原稿，对旧时代报刊登载的作品，不收集，不整理，更没有想过要结集，出版。

但她也许仍希望把这几支残荷留下来，哪怕只是为了让人听雨声，但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1966年专案组抄走了她的全部文稿，1975年一位穿军服的男子把抄走的东西还来，说作品很坏，但没查出敌我问题。附带把他们自己从报纸影印的几篇安娥作品和他们编的《安娥反动作品目录》也给了安娥，目录编者署名为：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抄去的作品都编了号，看来是颇认真的。可是这包东西母亲从未打开，我也未加注意。一年后母亲就因脑溢血而去世了。

又过了十年，我为了查看她纪念陶行知的文章，打开了那包文稿。安娥受陶行知之托写过一部歌剧《武训传》，1950年为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检讨，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在那包东西里发现了这部歌剧的不完整的剪报，只看作是历史资料，没管它。同时却发现了一部1940年访问豫鄂边区的长篇报道的手稿，文革初期损失了最后的一万余字，仍存有六七万字。从未发表过。我的重庆育才学校同学朱虹，抗战期间到湖北敌后根据地，此时正从事新四军五师军史的编辑工作，我把手稿拿给她看，因为里面所记的就是新四军五师前身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见到这部手稿的原新四军老领导，包括李先念本人，都予以肯定，并于1989年与史沫特莱同一题材的作品合并出版了单行本，以她蕴意深远的篇名《五月榴花照眼明》为全书的书名，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埋藏了四十八年的文稿，终于见了天日。

安娥这个名字至今未被遗忘，主要是因她作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所以一般都称她为诗人。有的甚至误称她为“音乐家”。

最早做“安娥的发现”工作的，是天津作家协会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盛英。她为了写中国女性文学史，辗转找到了我。我便把自己也没仔细看过的母亲留下的文稿和仅有的一本诗集，一本诗剧，统统提供给她。这一堆杂乱的原始资料，经过她耐心爬梳，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安娥创作生涯和作品的专论。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又逢我母亲诞辰100周年，她又发表了数篇有关安娥的论文和介绍。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些作者评介安娥的文章。

2001年，我停止了文学翻译工作，决心为母亲做些事。我一生欠她的太多。在她患病的二十年间，没有关心过她过去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开始被迫离开她，到1973年我从“干校”回来，让她拖着病体熬过了七年的孤苦伶仃的艰难生活。于是我就开始收集和整理她的作品，不管是发表了的和没有发表的。在热心朋友们的帮助下，到2005年，已积累了两百多万字，包括翻译作品，有些作品虽有线索，但无法找到。母亲1929年从苏联回到上海，1956年因病停笔，一共二十六年，三年多作为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执行潜入敌营的特殊任务和其它工作，抗战期间忙于发起和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奔波于前线和后方，参加各项文化活动，多次卧病，在经常动荡不定甚至贫病交加的条件下，竟写了那么多的歌词、诗歌、歌剧、话剧、小说、报告文学、评论；在比较安定的最后几年，在下乡下厂、参加政治运动之余，又写了那么多戏曲剧本和一本四幕的童话剧，真是我没想到的。

我逐篇逐句地看了她的遗作。我感觉到，按照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市场需要，很难被出版社接受。我只想打印出来作为资料保存，不敢奢望其它。

但我想起我听到的母亲最后一句完整的话：“留得残荷听雨声”；残荷也曾有过它生命的绿色，或许人们还能凭借它听到激荡于那些时代的风雨声呢？因此我还是抱着出版一本她的作品集的希望。终于在文艺界老领导周巍峙同志的关怀下，安娥的文集被列入了中国文联的“晚霞工程”，被认为是一份值得抢救的文学艺术财富。

作为年轻时代就投入革命的女性，她的写作从来没有游离于时代、社会、政治之外。她的诗剧《高梁红了》中对红高梁的赞颂，可以看作是她的文学观念的写照：“你的身体应该是烈火，你的灵魂应该是反抗；你响亮美丽的名字，永远刻在百姓们心上！”她先前的作品所描写的多是大众的苦难和抗争、抗日战争军民的英勇事迹、处于时代风暴中的人物，所报道的多是抗战前线和敌后的实况、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养等等；还对孟姜女、武训等题材做了独创性的发掘；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文艺和现实问题的评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历史题材的戏曲，童话剧，记录时代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对新中国文艺的重要贡献。她这一时期留下的，也有一些紧跟当时政治形势而缺乏艺术价值的作品，现在看来只是无效劳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经过一遍一遍的筛选和对个别段落的删节，最后剩下一百多万字，就是这本《安娥文集》。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村庄，我的小树，我的草房；我的黄沙土，我的红高梁；……我那秃山高壮，我那河水滚黄；那火热的心，那铁打的肠！那些忠厚的面庞！那些粗布的衣裳！所有这一切；永远是青春！永远是健壮！”。母亲是河北省获鹿县农村(今石家庄市区)人，十多岁就离开了家乡，但故乡是她一生魂牵梦绕之地。在她的创作和性格中凸显着燕赵儿女特有的朴质、大气和刚强。在她诞生一百周年(2005年)之际，《石家庄日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她的生平和创作，2006年又被石家庄市评定为该市十位革命名人之一；她的骨灰将安葬于故乡的土地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得到家乡人的了解，受到家乡人的重视和纪念，最终能够魂归故里，应是母亲最大的安慰。这是她在最后的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不能想象的啊！

《安娥文集》的出版是对母亲的最好的纪念。她为民族与大众的自由和解放、为妇女与儿童的尊严和幸福发出的呼声，将不会被人们遗忘。

二○○六年十月于北京

二○○七年四月修改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海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一冬。……　　作为年轻时代就投人革命的女性，她的写作从来没有游离于时代、社会、政治之外。她的诗剧《高梁红了》中对红高梁的赞颂，可以看作是她的文学观念的写照：“你的身体应该是烈火，你的灵魂应该是反抗；你响亮美丽的名字，永远刻在百姓们心上！”她先前的作品所描写的多是大众的苦难和抗争、抗日战争军民的英勇事迹、处于时代风暴中的人物，所报道的多是抗战前线和敌后的实况、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养等等；还对孟姜女、武训等题材做了独创性的发掘；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文艺和现实问题的评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历史题材的戏曲，童话剧，记录时代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对新中国文艺的重要贡献。【作者简介】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河北获鹿县范淡村（今石家庄）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与左翼文艺工作。创作《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歌词及小说、剧本。抗战初期，参与发起和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为战地记者赴抗日战争前线与敌后访问并写出《五月榴花照眼明》等多篇报道。建国后，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剧协任创作员。主要作品有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梁红了》，歌剧《洪波曲》、《战地之春》，《孟姜女》、《武训传》，神话歌舞剧《海石花》，戏曲《黄花岗》、《杨八姐盗刀》，小说《石家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