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屈人说兵家

叙兵

兵家的始祖

司马穰苴传奇

百代兵圣：孙武

吴起的成败

孙膑的遭遇

乐毅：幸与不幸

田单反攻复国

一代屠夫：白起

兵家的经典

兵家的谋略

怎样做将帅

用兵必先治军

天时地利人和

知彼与知己

间谍战

上兵伐谋

兵形象水

致人而不致于人

形人而我无形

先发与后发

兵贵神速

以迂为直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置之死地而后生

兵不厌诈

逆用古法

胜败乃兵家常事

兵家的摇篮

兵家的圣殿

论兵不止兵家

战争走向终结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总是一派光明，也常有暗淡的时候。和谐造就和平，冲突引发战争；和平与战争做伴，和谐与冲突毗连；和平隐藏着战争，和谐包含着冲突。所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纠缠着人类社会，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的珍贵，也为战争的危害而困惑，即使在轻松的氛围里，仍不能撇开这一话题。
近五千年间，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真正没有战争的年代，其实并不多见。
在中国历史上，从五帝时代到清朝灭亡，发生过3791次战争。其中，五帝时代5次，夏商西周时期38次，春秋战国时期614次，秦汉时期411次，魏晋南北朝时期605次，隋唐五代时期353次，宋元时期759次，明清时期1006次。这些只是文献有记载的，而缺乏记载的，肯定还有一些。
特别是在被人们称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从整个世界来看，世界大战两次上演，人类经过残酷的杀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仅就亚洲而言，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世界大战几乎席卷所有大国，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竟长达14年之久。在后半个世纪里，亚洲部分地区仍是主要战场，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48～1982年的中东战争、1961～1975年的越南战争、1979～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火遍及亚洲各个地区，改变着亚洲的政治格局。
仅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之初八国联军入侵，到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四分五裂，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从1927年秋收暴动，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内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整个人类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战争史。
有人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非正义的两类。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还有人说：战争有正义和邪恶的区别，和平也有正义和邪恶的区别。人类既可以利用正义战争，去消除邪恶的战争状态，也可以利用正义战争，去打破邪恶的和平状态。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纵览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军事变革：传统军事变革和现代军事变革。前者与农业革命相连，后者与工业革命相伴。我们有理由相信：与知识革命相伴随的未来军事变革是一场更加深刻的军事变革。农业社会的战争是以冷兵器为工具的群体格斗，工业社会的战争是以火器为手段的大规模毁灭，知识社会的战争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全方位对抗。每一种战争模式的发生和发展，都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充满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和平既为人们所向往，战争遂为人们所关注。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批人怀着人文主义情怀，围绕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断地进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思想。
这些人就是中国兵家。
中国兵家作为一个学派，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崇尚和平，重视战争。
自从战争降临世间，人们围绕战争、战争指导问题，就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而在中国传统时代，通过权威的解释，产生了一种基本理念：崇尚和平，重视战争。这种理念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认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具体体现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就以《止戈为武》的理念，来表达对和平的向往；在战争观方面，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就统治阶级来说，既不能穷兵黩武，又不能忘却战备，要慎重地对待战争。
战争是一种暴力手段，必然会给人们带来伤害，因而在中国军事史上，人们并不喜欢战争，总说是不得已而用之。如春秋时人范蠡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老子》第三十一章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国时人尉缭说：《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这些说法完全一致，表明人们对战争往往持排拒的态度。
历史上，不同阶级、民族和政权之间，总会诉诸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然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历代统治者更加注重和平，而不是鼓吹战争。崇文抑武成为一种浓郁的社会风尚，重文轻武成为一种倾斜的政治制度，修文偃武成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模式。特别是在唐宋以后，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反对战争的政治倾向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即使面对战争状态，中国兵家也不赞同杀戮，而以《全胜》为最高原则，《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说明战争的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甚至不付出代价，就能够达到目的。
第二个特点：高扬正义，讲究功利。
既然人们厌恶战争，为什么又要实施战争呢？中国兵家的基本主张，一方面高扬正义的大旗，一方面讲究功利的取向，追求正义和功利的统一。实施战争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禁暴除乱，稳定社会秩序。《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很显然，战争以其禁暴除乱的特性，被人们视为正义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繁荣昌盛的治世，还是黑暗惨烈的乱世，战争时有发生。就战争性质而言，或者是实现天下统一，或者是制造分裂割据。中国兵家注重战争，却是为了消除战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说明消除战争作为战争的本质，既有正义的一面，也有功利的一面。
当然，在军事理论方面，正义与功利的统一，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无论战争?质如何，都要运用一定的手段，达到预期的目的。尤其是战争发动者，更具有功利的意识，更需要高度的理智，来考虑自身的利益。正是秉持功利的态度，孙子对待战争指导问题，一面指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一面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说明功利作为驱动力，是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战争指导的基本准则。
第三个特点：强调实力，注重谋略。
战争是实力的比拼，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增强军事力量。只有在敌?力量对比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够稳操胜券。为了增强军事力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兵家注重制度化。在战争准备方面，主张农战结合，富国强兵；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倡走精兵之路，注重提高军人的基本素质；在后勤供给方面，强调足食足兵，保障有力。有关军队建设的问题，始终被摆在重要位置。
不过，战争也是谋略的较量。为了降低我方的损失，减轻对敌人的伤害，中国兵家在战争指导方面特别强调运用谋略，迫使敌方屈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因为倡导谋略制胜，中国兵家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谋略原则。关于《奇正》，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关于《虚实》，有所谓《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关于《攻守》，有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关于《分合》，有所谓《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诸如此类表明，对于军事谋略的重视，是中国兵家的重要特征。
第四个特点：突出将帅，关怀士卒。
战争是所有军人的事情，也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就战争指导来说，主要是将帅的事情。战争的胜败、人民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都与将帅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兵家非常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将帅能指导战争，国家就会强盛；将帅不能指导战争，国家就会衰弱。所以，将帅的素质和才智，一直备受兵家的关注，形成各种不同的将论。这些将论的主要标准，在于《智》、《仁》、《勇》三项，要求将帅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成为国家的坚固栋梁。
作为一名将帅，既要善于处理君臣关系，要善于处理军民关系，而在军队建设方面，更要善于处理官兵关系。将帅对待士卒，必须注重素质教育，力求全面发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对敌作战，都要做到令必行，行必果，赏罚分明。将帅要强调官兵团结，与士卒同心同德，要关心和爱护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处理好官兵关系，才能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