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的战时日记

前言

导言

大事年表1939年1945年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分“我们都是勇士”

1939年

1940年

第二部分“任重而道远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前言

几年前，纯粹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个后来了解到品格十分高尚者的日记。我百般劝说，终于，在我接受了一些十分苛刻的条件并严肃地保证在涉及一些当事人身份问题时格外谨慎之后，我才得到允许发表一些经我编辑的、后面我称之为“贝蒂的日记”的节选。其实，贝蒂的故事并不独特。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像贝蒂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自己的方式在众所周知的保卫“大后方”的事业上，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像贝蒂这样的人们保持着的决心、正义感(当时这在英国完全是本能的事情)和幽默感，使民族精神得到光大，使人们能够正视现实，使他们在当时能够既不轻视发生在彼岸邻国骇人听闻的事情，还能有如同惨遭法西斯铁蹄蹂躏一样感觉(见一九四零年五月和六月的日记)的警惕性。虽然，贝蒂在诺福克的乡下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她多年的旅居生活，包括在伦敦的几年，清楚地表明了她那“我们可以承受”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人们想起了在希特勒的闪电战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伦敦可以承受”这条著名的标语，它曾经是英国拒绝屈服于法西斯德国的檄文。对全世界而言，伦敦是一个反抗法西斯德国的象征。这种反抗精神对许多大事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一个叫埃德.默罗的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读者可以通过对埃德.默罗这一具体例子的评判，看出在大敌压境时，这种反抗精神在人们身上的体现。默罗是1940年伦敦遭受德国最野蛮轰炸时的美国记者，人们经常看见他在炸弹不断地在身边落下的情况下，在建筑物项上即时报道伦敦遭到轰炸的情景。他的讲求效果的广播当然也调动起了市民的反抗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传播到整个战争之中。贝蒂和像她一样的人们则调动起了他们所认识的人们的这种精神，并成了支持这场正义战争的代表。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那他不是太卤莽，就是太愚蠢，要么就是太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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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侵略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即将参战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事了。但是，对美国人出现在安格利亚东部的重要意义，有预见者却寥寥无几。他们来的人数之多，就像他们带来的战争机器将发挥的威力一样，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这个话题，我在这里难以深谈。但是，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些数字妨碍我必须谈的许多人耷这次战争中做出的牺牲。我在这里对克莱德.惠特一家允许我引用涉及到他的损失的一些档案记录，深表感谢。虽然，说到一架飞机的损失会涉及到多少人，几十万年轻人的牺牲意味着什么，可能会令读者不快，但是，他们牺牲的意义决不是多少言语可以申述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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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治家们进一言

非常感谢贝蒂，她竞这么小心地保存下来一些战时的报纸和杂志。似乎她对每一份刊物都经过了仔细选择，因为，这些刊物中的每一份都有一条贝蒂认为值得保存的消息。

在1941年8月9日那一期的《图画邮报》上，有一篇J.B.普里斯特利写的文章。有理由说，这是战时写给国内读者阅读的佳作之一。但是，这也是一个由语言引起争论的经典例子，而且，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战时不列颠的宝贵记录的一部分”。这篇文章是普里斯特利花了好几周时间在整个英国旅行数千英里，和矿工、码头工人、士兵、兵工厂工人等交谈之后写成的。在那段时间里，普里斯特利不可避免地会对当时值得注意的人民的状况有了一些了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所说的话都有一些可信性：有些话在今天看来，其现实意义可以说和1941年不相上下。

普里斯特利的这篇文章是布伦丹.布雷肯授命写的。普里斯特利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我们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不算是愚蠢的。普里斯特利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走进那些只有经常失业、破败房屋和极其有限机会的传统地区，大谈‘我们的光荣传统’并告诉人们‘为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是没有什么用的。在那些地方，他们可能就不认为我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很重要。毫无疑问，倘若是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的状况可能肯定更糟，但是，人们又怎能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点而对他们大加责备呢？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停止向他们兜售传统。”在本文的后面，普里斯特利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政府从上到下忙的都是战争，要人民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这税那税啦，空闲时间啦，等等。好吧，拿就拿吧，我们不在乎；事实上，人民从来都是真心愿意作出巨大贡献的，但是，政府却犯了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回报的错误，他们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起了一条单行线，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方面正迅速地变得极权主义起来；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把它从生活中取消的东西恢复起来一些对于度假地呀、旅馆呀、剧院呀，只知道关，关，关，从来不想着何时让他们开放。政府从来没有尝试过取宠于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给人民一些意外的不快以外，也给他们一些意外的惊喜。普里斯特利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指责政府“令人吃惊地缺乏想象力”。我以为，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同经济衰退时期，英国人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情况极为相似；因为，我们现在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原则，只有大棒连一小口胡萝卜都没有的情况，都和那时极为相似。以我个人的拙见，哪个现时代的政治家不愿意认真思考一下普里斯特利的观点，那真是太愚蠢了。

接着，普里斯特利以一种稍有缓和的语调，评论了当mj---~将军，上校所作的“仗打起来了”的演讲。普里斯特利明确地指出，“英国的普通百姓非常清楚，仗打起来了。有些人比如，码头工人已经多次亲眼看到仗打起来了；妻子们每天只能给他们的丈夫两三片面包和人造黄油，让他们带着，去干一天的重活。他们知道仗打起来了。许多家庭由于参军的参军、撤退的撤退，被分成了好几半儿，他们当然知道仗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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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象种种

我一直力图在本书中使用一些在杂志、报纸和画报上曾经看见过的持久形象，来使六年的战争生活有一点儿特点。我很遗憾，无法使本书具有一些能唤起人们对当时的记忆和感情的声音，比如，天空中布满了盟军轰炸机的那种声音，皇家空军在兰开斯特和兰开夏的飞机的轰鸣，每一架都有四个功率巨大的罗尔斯.罗伊斯.墨林发动机：美国空军“第八强力轰炸机群”的B-17和B-24轰炸机的声音，英国广播公司普通节目播音员和新闻播音员约翰.斯纳格、阿尔瓦.利德尔、温福德.沃恩.托马斯、里查德.丁布尔比、威尔福雷德.皮克尔斯、杰克.阿斯基等人的声音，还有娱乐节目播音员汤米.汉德雷、埃尔西和多利斯.沃特尔斯、杰克.“小心我的自行车”.沃纳、阿瑟.阿斯基、斯丁克尔.莫多克诺福克的老熟人和汤米.特林德尔的声音。说到英国广播公司，它的贡献真是不可估量，或者说无人可比。事实上，战时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事迹，完全应该写一本书。位于现在叫朗豪大街的广播大厦，战时是英国“主力战舰”中最可怕的战舰，因为如果说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电视的战争”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可以被准确地称为“收音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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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历史的快照

一段时间以来，我和许多在贝蒂日记所记载的时间内曾经在安格利亚东部有亲属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对那个既陌生又危险时代里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怀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好奇心。这就是为什么每年会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来到安格利亚东部的原因，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从美国和我们的其它盟国来的。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给予那些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的人，那些有家人曾经在这里服过役的人和他们所认识的人，一点那时生活的感觉。在编辑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感到这个工作极有吸引力。我愿意向有兴趣者建议，把这一研究继续下去。说不定这个国家什么地方的阁楼上还藏着别的日记或日志什么的，值得一读、值得收藏。

尼古拉斯.韦伯利

　　我们和德国开战了。今天，我和杰克在酒馆听了张伯伦先生的讲话。正如乔治所说，虽然战争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并不令人吃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不要发……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的那个年代，一个名叫贝蒂.阿米塔奇的缝纫女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闪电战时的城市生活为基础，真实深刻地记述了战争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本书会让你感觉到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鲜活地发生过。　　若干年前，记者尼古拉斯.韦伯利，在对诺福克的一个小房子进行的一次例行调查时，偶然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一本已经发黄变质的学生练习册和一些零星纸片，上面都是战争年代的日记。经查，日记的主人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个名叫贝蒂.阿米塔奇的缝纫女工。贝蒂.阿米塔奇二十世纪初是戏剧服装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诺福克。　　贝蒂的日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她出生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的那个年代，这使她看待所有战时事件的眼光都有了她那个时代人的特点，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闪电战时的城市生活为基础，真实深刻地记述了战争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整个战时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的，偶尔偷猎的野鸡会暂时减轻一下食品匮乏造成的困苦，数十万计富有生气的年轻美国士兵“入侵”安格利亚东部时的混乱场面，以及许多不事声张的英雄壮举和无足轻重的乡村恶棍的乏味表演。这些事情都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看电影时，战时的这一切才会显得非常熟悉。虽然这些看起来不过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在贝蒂的日记中，它们却再一次鲜活起来，显得十分有趣、动人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