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智能

引言

1空间智能的机制

2空间智能怎样构建我们的心理空间

3时间、地点和建筑艺术三者统一体的分裂及使其重新统一的先驱人物

4直觉：直面空间智能，追踪空间智能的作用

5心理空间的先锋人物——空间智能应用的追根溯源

6建筑师的新未来：从业人员的新角色

7新专业主义——新实践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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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来依次说明建筑空间智能的重要性。第一部分总的说明了对空间智能的整体看法；第二部分论证了这一理论知识在建筑教育中可以启发建筑设计的灵感，成为在社会和实践中更实用的方法；最后一部分探究了在信息化时代，将真实的和虚拟的环境结合运用到实践中的方法。书中用图解方法列举了多个建筑设计作品。于昕，清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毕业，富力地产集团副总裁。谢靖，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英语专业毕业，现从事翻译工作。引言空间智能是人类7种公认的能力之一，是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也是被低估的一种人体能力，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的为人处事中，都是在不自觉地使用这种能力。语言、数学、身体运动、自然探索、音乐智能以及人际智能和内省智能全都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刻意地得到运用。1建筑学丧失了空间智能的理论依据。作为原理，这项智能必须通过先例和经验来被探求、挑战。而个体在自身空间史当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个体于本方空间智能的展开和发展，并没有获得重视——这便在建筑活动和日常生活二者之间创造了非连续性。本书则断言：建筑，以及常存在于我们清晰记忆表层的空间智能，二者之间确有连续性。如果建筑是我们空间智能的产物又当如何呢? 建筑“既不是精雕细刻的也非用模具塑成的”，2不是由固体物质雕琢得来，不是由细枝末节整合而来，更非呈现始自极端的褶裥之状。恰恰相反，建筑是种锻造，内容紧扣我们在空间上的理念、历史以及我们共同的心理空间，所有这些均是建立在继承前辈的功能的结合层面上，已有几千年的演化史，难道还需要在特殊的环境下展开吗？能力的这种复杂状况——作为成人的我们关注得甚少——使得我们根据自身可大可小的世界来安身立命。我们建设的世界真的就是今天普遍存在的世界吗? 我们会满足于在水平板材搭成的空间里栖身吗，请看，那里只有建筑章程规定下的最低天花板的高度，而这种建筑形式在从开普敦到开罗的各大城市中又无处不在？如果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那么即便仅有微不足道的不同点，还是要谈谈这种不一样究竟出自哪一种形式吗？这是一个在提法上至今都无法确定的问题——即便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已经对此给出预兆亦如此。他曾经毕其一生求索一个问题：新技术正在如何改变他周围的人们对于空间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空间意识正趋于平淡，始作俑者就是正在空间胶囊中高速运作的合成作用力。这种合力也受到了运动作用形成的屏幕的屏蔽。对于这种我们的意识在时间和空间区段中的平淡化，他认为是种复合现象，是由我们习以为常的、从屏幕接受信息的方式所形成的——不论通过电影、电视还是终端或显示屏，均是如此。或许他的感同身受是，当我们以工业革命前的节奏读书时，我们即运用工业革命前的方式激活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我们对《喧嚣》（Pandaemonium）3这样的书中提到的变化知之甚少，它提醒我们听觉世界业已出现的重大（和相似）的变化。一旦推进日常事务，我们便会看到在围栏里砍木头的某人，看到他抡起斧子，数秒钟后便听到砍木头的响声。就因为这几秒钟——充满了所表达的时空线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从来不是只身一人，更不是刻意存于世上的。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制造业的声音。通过这种普遍性和近身性，声音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来说，极大地丧失了它的物理维度。我们也可以说，正如声音已失去了其空间性一样，空间也失去了其“听觉形态”。我们当中确有很多人而非所有人只有在走进剧院或度假放松后，才能将声音和空间之间的联系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也许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当我们还在依赖“阅读”周围环境的能力——为了狩猎和觅食（采摘块茎、块根和水果），在岩穴和树窝里找到栖息地，在森林或草原上也包括沼泽和山脊之间探索一条最佳的通道，以及在一座陌生山丘的一侧到处寻找最佳的登山路径——此时，我们都在十分苛求自身的空间智能。我们则依据了魔术师的能耐，因为他可能调查过茂密树丛中的穿行于幽暗地面的路径，从而可以驱车直线4穿越山谷，从山梁的一端一下就到达了隐藏在许多山谷里的另一端。我们将这种能耐告诉了探索天空和四季的研究者们。我们也在全球设立了“观测站”——这种结构融入观测太阳和各种星体运动的方式中。只需看这些观测站点一眼，你便了解它们“究竟在观测什么”了。然后，我们慢慢向从事探索和发现的人士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传授一种和这些完全有关的意识，使得我们可以淡忘自身的空间意识，直到养成无聊的习惯——处在十分自然的状况，似乎对我们而言每天都有竞争图存的更紧迫的事情陪伴身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做事情时，我们却慢慢失去了对确保图存的过程采取强硬姿态的习惯，而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水有水管，奶有奶瓶和食物有超市。现在，我们要努力把思路放在备份供应链的问题上，以重新找回我们的水和食物的源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多，即便只有少部分人这样做和做得实在太迟了。但是，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回头想一想，我们从居住的空间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体悟。还要了解我们的空间环境如何使人感到屈辱和压抑，不包括我们的城市拥有的、最佳的纪念碑和广场中的极少数环境。饱尝办公室的压迫之苦后，我们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我们（可能存在问题）的社会状况。但是除非遇到危机，在吸音天花板下端坐的我们，很少能够伴随着照明设备、传感器、喷淋头和紧急出口标志等物还去考量心灵上的负重。如果我们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工厂、仓库或农田中工作，除了极少数的个别情况外，便会有另一种空间——让人意志消沉的范畴——即无处不在的门户框架。它通过其重复性的一致特征消灭了所有空间的特殊性。这样做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生成障碍和变形，仿佛餐刀将面包切成片似的去适应基址的边界——以致可以明确的是，基址的失败就是因为去迎合形式而非去迎合智能，而后者才是解决冲突的条件。在具备了水和我们周围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对于兴建活动楼宇的能力而言，我们已经变得如此沾沾自喜，以致失去空间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的认知。进而，我们不得不奋力找回自我的认知，例如，了解医院的优美空间如何减少病人的焦虑和促进痊愈。在英国建筑及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采取的许多创新举动中，就有为了证明这一点进行的数据采集。5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而责怪我们的职业。每一个真实的专业领域都不仅孕育了人类的认知，还（倾其全力）为社会维系该项认知——参见医学和法律行业。当建筑学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专业领域时，即作为“认知载体”奋力探寻主流建筑形成的理念。笔者怀疑这一人类奋斗领域就是由这样的人选定的：构建了崭新的建筑学专业的一群人（之所以新是因为建筑成为了任何发烧友都可以敞开利用的“艺术”），因为他们都很羡慕这一新兴工业经济中的工程盛宴。无论是引擎、桥梁、隧道还是船舶等领域，随着其每一项发明的一部分付诸实施，工程制造者们的出镜率都很高，俨然成为新时代的“狩猎者”。因此，为了跟上这种以实践为荣的年代脚步，我们的建筑前辈就要一头扎到建筑营建的核心——它的雕刻技术、制模、悬垂或组装之中，这样才能践行为了社会守护这个知识体系的使命。以往忽略的是，建筑是有能力在三四维，即我们高度开发的空间智能上思考和设计的；这种能力对于专业空间而言，会成为解决建筑为何物这一问题的默认情况。由此产生的这种空间有的情况是令人完全不可思议的：水晶宫的浮法玻璃，圣潘克勒斯车站大厅令人惊叹的发动机棚。但它是打造的空间，经过建筑师独有的匠心，工程被赋予了诗情画意，仿佛在圣潘克勒斯车站大厅的前端圆了苏格兰贵族的奢华之梦。或者它被刻意加上塔楼而点拨了一种事实：悉尼海港大桥高耸的桥头堡（许多类似的建筑体之一）建在了一种磨灭信心的小伸缩节之上。这些并非轻视建筑的叙事功能。对于民间叙事的铺陈，是建筑学重要和正当的功能之一。一些实践者（如文丘里等人）也都是相关设计手法的引领者。在处理工程师之间的猜忌问题上，建筑的各位引领者采用的另一种手段是，把自己打造成人类有计划组织活动的大师。美国宇航局（NASA）的工程师就开发了系统的方法，给医院等体系庞大的用户设立需求档案，使得彼此间形成高效的关系。但是，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法，在赋予这些“囊胚体系”以体征的、横向和纵向流通环节中，我们要让事情顺利跨过看似无序繁杂的阶段，找出我们生病或垂死的体系。我们不自觉地仇恨这些体系的建筑，当我们裹足不前，了解到当前的环境因为建筑师处置空间智能的无效，也遭受恶劣的影响时，便会憎恨他们。工程师的无效伎俩对于建筑是行不通的，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要求所迷惑。建设者和工程师真的在共享同样的知识库吗? 这样说来什么是建筑师的特别之处呢？建筑师不是正在为工程的代价推波助澜吗？假如我们的祖先围绕空间智能，而不是庇护所的技术将建筑学专业化，又会怎样呢？难道许多社团认为，承认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带来的唯一性认知是比较容易的吗？当下，我们可以拥有专注于促进和支持我们的空间利用的建筑手段吗？在每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代，我们都可以道出建筑的本质吗？鉴赏家们，如建筑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在追求英国建筑美学的延续性时，并未推进现代主义思想的工厂美学；诗人约翰本杰明（John Betjeman，1906—1984）热情讴歌未遭破坏的自然乡村教区教堂和村庄，盛赞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真实美感。此外，还有英国建筑诗歌的作者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John Julius Norwich，1929—）和西蒙詹金（Simon Jenkins，1943—）等人，都揭示了这样的特殊建筑真谛。他们以此采风、讴歌和探讨，把这个当成其社区的大众文化加以宣传。至于说到艺术领域，建筑学的教义即由这些建筑体营造和发扬的，它们如此可爱，以至于经受住了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发展造成的破坏。查看这些建筑便是在考古前一代的空间智能——这可以让我们一直追溯到正在运用的空间智能的最初形式，如探索拉斯科洞窟（Lascaux）（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洞窟，内藏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中的我们的祖先。如果景区讲述的一些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而探索或许也无望，里面的游客就不会少。我们必须再去了解如何叫人们的这种生活和工作需求得到满足，因为在追求建筑和“自然”之美的过程中，我们了解这一类大规模迁移的持续性——当下的归宿被排挤到了“肃穆的”教堂、“独特的”宫殿、“冥想的”画室，以及“原始、不变的海滩”、“没有人迹的”山路或“纯美的”草原。若设计满足这种需求的都市室内空间，我们就需要复核空间智能，即每人都渴望的空间奇迹的资源，但缺乏让我们一路寻觅的经验。如果我们对此体会得较好，或许可以重新打造建筑基础学问，以便专业精神可以精准地落到建筑用空间思考的功能领域，同时创造出唤醒用户空间智能的空间。还有其他关于探索这种觉醒的理由。这里面与生俱来的危险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空间智能角色正不为人所知的层面——即关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能力固定下来，也关于如何在特定的场合令其一展真容，在对这些场合的过去有特殊意义的空间中形成个人和社区的历史内涵。殖民化是一种实践方法，它充满了特殊的（而不只是空间的）历史及其与之相伴习俗的无意识输出性。不动脑筋的空间历史的复制形成于欧洲，全球环境预警进一步升级前已对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澳洲的气候学者指出这块大陆的唯一性：从年复一年的气候史看，澳洲完全不同于其他四季分明的大洲。南澳洲的定居者在雨季会向北扩大活动范围，认为北边有可以支持欧洲式农业的气候环境。数年间扩张做得都很好，但长期的丰年后就是“糟糕的”年景，那时的定居者便不得不南返。（回过头来看）对于这种已在欧洲根深蒂固的特殊信仰的一种理解方式是标注欧洲的空间史是这样一段未得到检验的历史：它是一个有关世界自然一面的内在化的期望体系。一个对空间智能体会更深的社会可能会问：“此种新基址会允许什么样的空间建设？”他们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智慧贯穿整个4万年由原住民实施的这片景观主宰史，以及为何这些人民并没有务农——即便农业活动几个世纪以来都由北方开始传播。这和丹麦人在1000多年前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往事极为相似。那些人先在随后的400年间逐渐减少游牧经济比重，再用400年结束这种经济模式，使得自身的人种特色丧失殆尽，而同期比邻的因努伊特人也适应了冰河时代。今天，游牧式的生活有可能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今天要如何加以留意呢? 这些都是一刀切的例子。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游牧方式是可以带给人们思考的：空间如何在新国度以不同的方式建设。人们在荷兰和德国的边界两侧走走便可以明白个大概。虽然地理特色方面变化不大，但游客经历的每个事物都有所改变。道路的外沿都有不同的大小和不同的绿化图案，就连屋顶上的瓦片模式也有改变。这都是因为地图上有一条不可见的线，一条划分出不同空间历史的线。很多人都知道理智被重新唤醒的力量，它创造了上述的特质和奇迹。当我们还是游客时，会因为有了这些物质而感到欣慰——相信我们不得不去做的就是重温我们以往在这个奇迹国度中追求的辉煌，去复制那种纯朴有序。然而，我们无法重新创建营造了那些辉煌的思维框架，更没有支撑其的社会经济条件。我们很快发现，为重新创建过去的辉煌而重回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具有的空间意识是发生演化以及继续演化的事物。以极端实际的手段我们是不可能重回过去的。只要努力，我们便可以想象以樵夫砍柴的声音在空间划出的山谷。可是，我们重温这种生命之舟所要克服的还是技术的瓶颈以及当今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重温可以娱乐——例如迪斯尼世界和《绿野仙踪》——如画的圆顶、炮塔和威尔士滨海小村镇仙境般的建筑外观（1925年起）——都是孤立的旅游胜地和小的模仿片段，甚至在佛罗里达州迪斯尼营建的新都市主义聚居区，都不会对我们今天倡导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而像华沙和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已重新建设，以重现被战火毁坏前的城市发展风貌。然而，这些建筑上的作为并不能恰好扩展到新的领域。某些富足的民众是要依靠雷蒙埃里（Raymond Erith，1904—1973）6这些人天才的贡献的，其设计尊奉新古典风格，标新立异而不陈腐，平易近人而不学究，打造了不少有娱乐精神的建筑以及更多笨头笨脑的设计，如：地处山形墙的槌球戏棚（Croquet Shed at the Pediment，1964—1965）、赫特福郡的独特体（Folly in Hertfordshire，1961），以及埃里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为竞标设计的合唱学校。亨利列斐伏尔，一个孤独的观察家，我和他开启了这项讨论，他致力于提醒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部分的空间扁平化的情景。我们需要历史学家、小说家或制片商，因为他们给生活带来往昔空间，反映了相关委托、设计和制作者的心理空间。由于建筑的奇迹作用，这些空间也全部是政治的营造物。当代建筑学者李，描述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两栋仿佛具有同样属性的建筑体——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三圣学院图书馆、剑桥（1675—1695）与牛津大学（1707—1714）基督堂的亨利奥德里奇（Henry Aldrich）四合院。但是，同时代人则被分成了两大敌对阵营。7对于未反映背后片断的沃伦式的正立面设计而言，支持者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保守党在议会的各派。而对于奥德里奇更多的纯粹设计来说，支持者却都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也联合起来对抗辉格党在议会的改革派。重新创建过去的方言，便是敢于重提它们在过去的意象内容，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最终要靠仿造画作才会取得的真实性。后代们是无法相信这代人早已受骗上当了的，所以很有启发的是，观察任何城市，查看空间顺序的后续波形是如何被运用的。不辞辛劳的游客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这种上下求索的思潮。现在让我们探讨一座收获建筑朝圣之旅的城市。通过赫尔辛基8之旅，你会注意到17世纪40年代瑞典征服者运用其“北方雅典人”思维在城市边缘修建的一条路。19世纪，这条路已演变回当初的孤岛模式，包括了一系列的大道和广场。到了20世纪，当代人更是炮制了一种“国家”风格，既有装饰艺术令人陶醉的混合风格，也深受另一个建筑上有说服力的地区——巴塞罗那省的“国家”风格的影响。这里，城市特有的街区构成新古典核心城圈，一直朝着19世纪新建的基础设施展开。在赫尔辛基，当地有先工业化再融入全欧洲的流行理念，后来发展为主要的火车站项目（1906—1916）——伊利尔萨里南（Eliel Saarinen，1873—1950）的空间设计精品工程。也就是说清醒的观察家会看出，营造中的建筑学会受到代代建筑师的推进，随继被应用到一些强力工程的创建剖析之中，具体推进的手法完全有别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代新人不仅更具独立性，而且和欧洲知识分子的联系更加紧密，投身于这样的建筑学：先解读当地对理念的接纳之道，再令这种学问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艺术界和科学界。幸运的是，火车站的杰作项目正是这样推进的。在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都已运用了自家于本地开发的空间智能，以其不断调节和适应很容易存续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较少受文化推进型的社会常情——即常用的“国际”方式。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功的。但当城市建筑学被作为积极培养的“心理空间”产品考量时，他还称不上一鸣惊人。笔者采用这看似迂回的办法，是要引起读者对阿尔托的关注。他的作品已经是某种成就的展示：将当地开发的空间智能纳入项目。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回避现代主义主流观念。这或许是表达他已认识到其创造性的边缘性的迹象之一。或许还有更高明的——表达他的空间特异性，也就是他常在巴塞罗那休假时受到的感染。那是另外一座理念上具有悠久明辨和培育历史的城市——原因也在政治上——其自身的“心理空间”。在那里的盎格鲁–撒克逊最高权力与其自身想象中的全球化梦境（过去和现在）结合的背景下，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还能有客户上门吗？所以许多安东尼奥式的建筑都似乎有不羁之感，不落内外空间的势力或需求限制的窠臼。在赫尔辛基“文化屋”（1955—1958）的精品项目中，这一点尤其瞩目。不是说，安东尼奥曾经“收敛”其建筑的外皮，让其依照即将建设的工程的定义——深奥说来，那是功能主义采纳的反三维式的思考过程。也就是说，好像他在运用第三方的手法建设，没有去把建筑雕刻出来或依靠模型，更不用拼装或悬吊配件的手段，而是在建筑内外间营造界限之感，使得二者的空间域都能够美观而适合居住。而正是这种“感应”，使得当下一代的建筑师任何时候都拥有营造它的工具。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在技术范围建筑师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具体说来，就是要充分理解人类的空间智能是什么，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明白这种智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随后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将其作为心理空间加以培养。这也是要义之一，此时，如果知识是重新界定和重新结合的，那么运用空间智能的建筑师既可以深入到虚拟环境，也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捕获社会空间细微的差别化本领。人们正因为失去了这种本领，我们面对面的交流才不断内在化，出现新的空间收缩现象——笔者甚至确信，它将对我们今天还活跃的独立观察人士产生极大的震动。试举一些例子。1992年“万维网”和“互联网”技术功能开始多样化；技术成熟后（尤其在1997年以后），世界上最火爆的交易大厅开始弃用面对面的喊价。9正如凯特琳扎卢姆（Caitlin Zaloom）所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大厅——四层楼高的巨型花岗岩林荫房有很多层层叠叠的楼梯，交易商日复一日地站在上面买卖商品——开始被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交易者占用。以空间构筑的体系——最有资历的交易者占据最高的台阶，而初来乍到者要由地板走上来交易，他们的级别只配建立客户关系和信誉——从此慢慢地偃旗息鼓。经销商以往要置身地板报价，吸引有可能出价的人们的目光。买卖双方均要有精练的语言，还要有在报价单上登记的流程，服务者则把报价单按照层级送到地板下办事处复核交易者的手中。名誉在这些空间中有得有失。人们算计何时要退休，衡量的尺度无外乎他们对于工作的情绪，其中的兴趣是会一天天消磨干净的，此外就是因为整日要站着两眼紧盯对手的一举一动。有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他们的报价方式：一般尾数能报14.2万的就不要报成10万。研究表明在线聊天是很热闹的，因为人们试图要确认谁在做什么。对于（2000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来说，高频渐近线是为实时虚拟的仿真设计的，也是说明建筑如何会实现干预现实的案例之一。在虚拟空间领域，这种先锋技术重塑了证券交易所。它的所有功能都是以模块为单位嵌入的。交易则可以在线观察：正在剧烈波动的交易点位可以被放大；也可以实施交易回放，以便交易可以被剖析。此外，整个操作都与其真实空间的本源一样容易交涉。该型模块结合了某场合的空间智能：特指当所有先于该模块的其他模块已经是二维、台式、一页页单击式的系统时，那些正在应用这一类型模块的场合。该项目预示我们未来很可能做到如此的发达，以至于我们必须去了解为何这方面至今仍未赋予建筑师其他的使命。或许原因在于，这种发达仍旧是现有空间的模拟版，并没有最终形成新的空间构想，导致为现有实际生活的反反复复带来了便利。当然，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汤姆科瓦奇（Tom Kovac）已经探索了以建筑为媒介传达的信息环境达7年之久，在追求特殊的教育结果当中它们提出了社会遭遇问题的复杂具象。这种工作挑战和唤醒了空间智能所认可的鉴赏能力，可以使建筑师具有扮演以“空间智能”作为其知识基础的新角色。即使如此，建筑以往的角色，还是在资源量稀缺的压力下越发的重要。对于专业构建之法而言，奉行的旧技术官僚作风导致了空间质量稀释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世界性的写字楼、仓库和工厂的常态。这更会转化我们楼宇建设的时效性符号，导致我们以往都在扩张的郊区充满了建筑正立面，它们只会诉说质量建设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换来需要的质量——只能表示我们在度假时可能见到的或来自绘本、小说的画面。作为建筑师的我们，如果可以在自身的客户服务以及我们所设计建筑的潜在客户之中唤起空间智能，那么也许可以返回空间形态成熟的状态，既容得居住者，也能使他们放慢看似停不下来的物质追求脚步。虽然这似乎是天堂之路，但也因为汽车、飞机等实际前往的手段而毁了这条路。这些都被我们用于无果的追求。这种追求代替了安于现状的欢乐以及享受其经年累月放慢追求步履的乐趣。所以综合来说，布吕鲁斯礁湖（lagoon of Burullus）上数百艘宽桅帆船的船主，数世纪以来为了在平静的湖面上迎风航行而把船只设计得完美无缺，却不能欣赏手头上已有的东西，于是便悲叹城市缺少“娱乐”而渴望离开。不断趋紧的经济陷阱更是在推波逐澜，因为鱼的产量供不应求。我们有一种焦灼不安的情绪，被驱使寻求新的东西。笔者知道《安托瓦内特译本》所说的童心快乐的风险，所以建议可以用农夫的心态娱乐，而周围的人们正被我们中间的成功者剥削。但笔者和慢食的创立者一样，认为缓慢的建设可以帮助我们适应一种更加舒适、健康和持续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虚拟还是真实的环境都是如此。就基于空间智能的建筑而言，在探寻其可以为何物的问题时，本书后面即深入讨论了我们已知的人类能力的问题，以及该项能力如何受到其他智能，如运动、自然、语言、逻辑、数学、音乐和个人等因素的影响。有的需要将重点放在个人对于空间史的认识，以及该类个人空间史与不断发展的、持续性的心理空间的关系上，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对越来越活跃的气候做针对性的改变时。探索这一问题时，总要讨论个人或社区的“心理空间”的不同捕捉手法。本书后面还会见到有关这种空间如何发展的讨论。此外，本书还要揭示这些讨论事项的冲突，同时考量：如何组织新的讨论事项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等。本书将以最后几章，探讨建筑未来的角色，设想建筑将成为空间智能的利用平台。我们将思考，对于空间智能的设计而言，该如何启发我们所有人的空间智能，在未来的建筑学当中，设立根植于包罗万象的文化三极性的新实践活动。还要思量有什么样知识的变化会在这种建筑的实践活动中脱颖而出。另外，要以想象如何建设新论坛，使得公共行为只要传达了参与设计人员的空间知识，便能创造出带有极为逼真回忆的设计，并能够在虚实两种环境中再现这种设计。最后，我们可以多大程度地将空间智能作为建筑学的知识库激活，就可以多大程度地向以下被称作“手臂的召唤”的2006年伦敦建筑双年展主题发起挑战：“当下建筑学的任务是，推动理念完全不同的学派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监控、生态破坏、24小时作业、无所不在的曲线形等这些均需要社会、伦理或激进的想法付出代价——替世人承担创建未来的城市，做到解放、公平、可持续和在空间上令人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