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于丹

前言

我从未请托别人替自己的书作过序。这倒不是因为狭隘的傲慢和虚妄的自负，而是觉得自己在书中立了些什么宏论，放了些什么厥词，还是自己最清楚，所以，比较起来，从实招来的“夫子自道”，无疑更有助于向读者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我也不大有勇气享受给别人写序的光荣，谬托知己，信口雌黄，把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和不着边际的空话，佛头着粪一样放在别人的书上，这不仅是对作者和对读者的怠慢，也分明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嘛。

但是，李悦先生打电话来，要我给他的作品集写序，我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确喜欢李悦硬语盘空的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在艺术欣赏中，“偏见”当然要不得，但“偏爱”却是无可非议的。我之答应替李悦先生写序，就是因为我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读到了令我拍案叫绝的判断。虽然这本《批评于丹》只收集了两篇批评于丹的文章，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谈谈我所认识的李悦先生，谈谈我对他的写作的印象和评价。

最早认识李悦先生，是在内蒙古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在出去观光的旅途中，他不知疲倦地讲了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他说起话来因多有“期期”而略显磕绊，但故事却讲得委婉曲折，妙趣横生。他的过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叙事才能，给同车而行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读小学时，是听着孙敬修的故事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的。难怪呢!李悦是个爱书的人，有一万多册的藏书。藏书只是占有，读书才是享有，只藏不读，算不得真正的收藏家，算不得真正的爱书人。李悦属于为了读书而藏书的人。他的读书量是惊人的。他不仅读，还写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阅读笔记。为了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公诸同好，他在《北方新报》开了一个专栏，名之日：“关于读书的鸡零狗碎”。这些读书札记，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文风活泼，清新明快。在这个“可视文化”大行其道，“印刷文化”日渐冷落的时代，李悦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然而，更为可贵的是，李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曲肱读书、无所用心的名士，而是自觉地按照知识分子的精神原则去生活和写作。

如果说，做一个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更其艰难。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使我们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沦为惟利是图、目光短浅的法利赛人。由于放弃了批判的立场，由于成为权力的附皮之毛，知识分子便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知识分子的溃散和流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他的忧虑应该引发我们的认同和反思。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文化“无政府”状态，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焦虑的“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知识分子，都需要那种在文化的意义上为社会立法和“守夜”的人，都需要那种在精神生活上为自己的时代指示方向和出路的人。

虽然知识分子必然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却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看他是不是有知识，还要看他是不是有稳定的人文立场，有自由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知识分子是一群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生活的人。他把“不满”和“质疑”当做经常的态度，总是倾向于对现实和外部权力说不。他拒绝“顺从主义”，视“服从”为可耻的背叛与堕落。他像席勒所说的“男子汉”一样，总是“不停地替自己寻找敌人”，并通过与“敌人”的对抗，捍卫那些伟大的价值。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和激情，试图通过不断的“启蒙”，为生活开辟新的道路。由于不顺从和为敌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生活便充满了困厄和灾难，而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和牺牲。

成为知识分子显然是李悦的自觉追求。我们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捍卫。他在《思想的尊严一读筱敏(成年礼)》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人类之所以到今日还没有乘着股票市场或者核弹头直线奔向毁灭，恰是因为有许多被视为过激、空想、不合时宜的分子，不懈地质疑我们的处境，呼唤着情感和良知。”尖锐地质疑我们时代的“处境”，也是李悦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几乎所有那些热闹一时的消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曾受到李悦的深刻的质疑和剖析。在《充满谬误的姜戎》中，他不仅指出了《狼图腾》的“输血论”、“游牧精神”论和“许多常识性谬误”，而且，还深刻地指出“不是民族精神和性格决定历史”，而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运转”。李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同并欣赏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恶俗》对“恶俗”的界定：“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然会相信他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者迷人的东西。”李悦高度评价林如敏的《无羞可遮》一书对我们时代的“娱乐圈的恶俗”的“嘲笑”，而对文学领域的“恶俗”，他则给予了同样尖锐的嘲笑。他批评池莉的“媚俗”，认为“她不追求人生的意义，也不想超越生活进行形而上的思索。……有的只是时间生活的无休无止的堆砌，几乎完全摈弃了价值生活”(《媚俗的池莉》)。

在《没有风格的(空山)》中，李悦揭示了阿来的创作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模仿，阿来的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缺乏成熟的风格。他还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批评了金庸和王朔的小说，认为他们的作品因为缺乏“文学含量”，本质上不过是“通俗小说”罢了。……

后记

我原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写小说、散文，也写影视剧本。近几年之所以又写些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是为了解除文学和文化的窒息感。是的，我已经被恶俗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压迫得不能自由呼吸，愤怒并惊异于批评话语的缺席。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无力创造有利于批评家正常成长和发展的氛围，我力所能及的只能是提起笔来写些批评的文章，并不是为了证明还有真正意义的批评在，而是为了痛快地大口吸些我所创造的氧气。这似乎比涸辙之鲋还有着悲壮意味，它们是相濡以沫的，而我却是自沫以濡了。

我最先批评的是二月河的作品，我实在不解这位用500万字歌颂封建皇帝的作家，何以能够走红，他写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及《乾隆皇帝》何以能够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获得“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及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何以能够获得电视剧最高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将近21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与影视却为皇帝大唱赞歌，并且全国都流行祈愿皇帝“再活500年”的歌声。我在2003年写出《批评二月河的“唯皇史观”》，被工人出版社入选《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一书，并成为网上的一个热点文章。

随后我又批评了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残雪、阿来、刘震云、池莉、王安忆、姜戎、王朔、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等著名作家，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黄健中、胡玫、冯小宁、顾长卫、孙周、徐静蕾等走红的导演也没放过，我主要批评这些作家和名导缺少文学精神和人文追求。虽然他们之中有我的老相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因为只有凭借敢于质疑的批评，我们才会有对文学艺术的可靠认知和可信的判断，艺术家、读者和观众才能提高文化教养和文明素质。看来批评对于一个民族是不可缺失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是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反思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民族。

今年年初，我写了《(论语)可以乱讲吗__批评于丹》。于丹的《论语心得》印刷200多万册，而且于教授还在电视的《百家讲谈》上讲了她的观点，为害甚广，有那么多观众和读者受害，令我万分忧虑。所以我着急，在4天之内就写好了4万多字。随后寄给了远在海南的朋友孔见先生，他转给了天涯社区文学主编朴素先生，贴在了“天涯论坛”上，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随后我又写了《(庄子)不可以这样讲再批评于丹》。

李建军博士的文章对我的口味，就请他为这本集子写了序。他写得非常认真，序的开头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知音第四十八》第二节的话，让我想到第一节上的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全面地评价了我的创作活动，读后我才知道一个写作者原来是要求很低的人，写了几十年，只要有建军这样的一个人读懂了，也就非常满足了；写作者或许又是要求很高的人，在一个个不同的个体组成的隔膜的世间，却追求着心与心的沟通。这就是斯宾诺沙式的表述：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

校对了全书，已是黄昏时分，深沉的天空上正飘着雪花，让我想起了苦难岁月中那些寂静的雪，耳边又响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但愿我的书能配上那些洁白的雪和那些黑色的苦难。

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石玉平以及著名导演王新民四处奔走，支持我出版这本书，远方出版社的社长陈莎莎、总编辑张涛以及责任编辑张旭等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此我深表感激之情。

书中有些作品曾在《北方新报》上刊登，《(庄子)不可以乱讲再批评于丹》在这家报上连载，报社的领导王开和李德斌很重视副刊，也支持副刊发出批评的声音，编辑副刊的范永和袁溪给我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李悦2007年3月25日于听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