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之争

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代序）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1985年）

古今中西之争（1985年）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1987年）

附：卡西尔的文化哲学（1984年）

《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1988年）

附：再版前言（2005年）

儒学与现代（1988年）

附录：

与查建英谈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

篇目说明

“现代性”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实际上都只是在商品化社会中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文化传统而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尤其商品化社会几乎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最根本二难困境正在于此。　　儒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乃在于：在一个工具理性必然占主导地位的工商社会和技术时代，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价值理性的关怀、维护人文文化的传统和活力，并全力向着人文研究的方向去开展自己新的形态、新的境界。这样一种立场，可以称为“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重新提出了晚清以来的中一西文明问题。回顾八十年代，不是要怀旧，而是要通过八十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我们那时称为“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人必须拉长历史的视野，反复思考这个大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生存论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