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三国吴简

一九九六年，考古工作者对长沙市走马楼地下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出土了三国孙吴纪一年简牍十万余枚，超过全国各地已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其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诸方面。三国时代既是纸张发明后简牍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阶段，又是我国书法处在承前启后、新旧交替、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是旧体的篆书、隶书与新兴的草书、行书、楷书并盛共荣的时代。人们使用这些书体需视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体有专用。篆、隶一般适用于庄重、正统的场合，如铭刻碑石、题榜署额、奏表拜谒。草、行楷则为人们广泛应用的俗写体，如起草文书、书信往来、登籍造簿等。所以三国时把隶书称作『铭石书』，而俗写体称作『相闻书』这些新兴的书体在东渶时已开始流行，至三国时期蔚为大观。

1996年，长沙市考古工作者对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湖南平和堂商厦区域内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井窖57口，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编号为J22的井中，出土三国孙吴纪年简牍10万余枚，超过全国各地已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其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诸方面1。这一考古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中我国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出土文献资料方面又一次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与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二十世纪以来，经发现和考古出土的书迹，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南京、安徽当涂出土的东吴买地券，湖北鄂城史悼墓，江西南昌高荣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的木刺、遣册等。这些书迹的数量都非常之少，唯有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体态丰富多样，前所未见。
纵观吴简书体，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书交替重叠的特点。书手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运笔时往往掺杂其它笔法。在文字的结构上多使用连笔，其稳定性较高，这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指标3。
走马楼十万枚三国吴简展现在我们面前大量的“俗写字体”中，除隶书外，有行、草、楷书等，尤其是楷书占了极大的份量，虽带有隶意，但其点（侧）、横（勒）、竖（努）、竖钩（趯）、挑点（策）、撇（掠）、撇点（啄）、捺（磔）皆备永字八法。特别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建安二十五年（220）”的竹简，其年代比钟书《贺捷表》（219）的年代晚一年，比《荐季直表》（222）的年代早二年。其字体的楷化已非常成熟。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结论，重新思考其产生的原因。在同一时间地处偏壤的长沙，其郡县下属的掾吏亦能熟练地书写楷体，如果仍沿用“北来影响”之说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因为其书法能力的习传、书法风尚的转变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现代人尚且如此，古代人更不待言，尤其是在封闭的社会状态下。
我国的文字经过长期的发展，汉字在人们代代相习、不断地磨练创造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规范、统一，并且因书写者个人的文化修养、学识地位、生活环境，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时期南北两地同时出现楷书，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人们长期习练汉字过程中不约而同所产生的结果，是汉文字圈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其中由于优秀者的倡导、创新和推广，引领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潮流，提高了新书体的地位，从而奠定了我国汉字字体的框架结构和书写风格的基础，开辟了以“正体字”楷书为主的，行、草、隶、篆为辅的一体多元的书法艺术新局面。吴简书法与新疆楼兰发现的魏晋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共性。并且简牍的书写皆出自下层掾吏之手，虽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着天壤之别，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后世临摹的书法，更为真实地呈现了三国时代的书法状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