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周作人

代序真赏尚存斯文未坠

第一章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第二章蓬头垢面的“过客”与心绪郁结的“绅士”关于人生与艺术的选择

第三章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上)“牛山体”诗与知堂杂著

第四章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下)知堂小品与知堂书话

第五章结构、技巧与人的魅力对一个艺术难题的探讨

第六章“言志派”的渊源与流向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合论

附录

知堂的回忆文

梦一般的记忆

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

《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

后记

新版后记

前言

近些年来小品散文读物的流行，大概是适应了“文革”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冲激之下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我能够理解，可是有时也觉得这种需要似乎日益走上轻软纤小之路，未必是文学发展的健康状况。常常看见书摊上，周作人散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并列，我总是若有所感。也常常看见报刊上有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的言论，还直接接触过这样的读者，他说是爱读周作人，细谈起来，他其实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的同样趣味来欣赏周作人。我从这些，深感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误事，周作人的真味并不在此。半年以前，我写过一篇《误读知堂》的小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18日)，有云：“相当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纯然闲适、轻松、飘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到欢迎，这也许是适应了‘文革’以后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实在却是误读。”周作人的真味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是着重拈出一个‘苦’字，是以苦味为自己的真味，他感谢能欣赏他的真味的人。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闲适’的一面，但仅仅是‘貌似’，仅仅是‘近于’，他担心这一面‘误人’，怕读者一味跟着闲适下去。”这个意思，1986年我在《周作人概观》里就详论过，现在重申，是由于实际掌握了两个误读周作人的例子，虽然误得很荒唐，但推其致误之由，却正是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故，应了一句老话，“雅的俗得紧”。那篇小文中并未提出梁实秋、林语堂来作比较，我心里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我并不是把梁实秋、林语堂等等都看作“雅的俗得紧”，我承认他们都是散文名家，但是不能与周作人等列齐观，因为他们都没有达到周作人的简素苦涩的境界。我大致有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深入研究过，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来。

最近读了刘绪源先生的《解读周作人》一书，给我很大教益。我只看到有些读者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解读》则一上来就指出另外一种更其尖锐的情况，即许多读者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解读》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后，就反复比较了梁、林、丰等人与周作人的同异，见出文艺研究的真功夫，使我这样一个略知其意而未尝下过功夫者佩服无已。

《解读》指出，林语堂散文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而又文采熠熠。他先前也写过“浮躁凌厉”的文章，后来一变而提倡幽默与闲适，从此对过去仿佛了无牵挂，不像鲁迅和周作人那样，在文章中永远看得出他们那沉重的过去。林语堂的闲适是真闲适，他的名文《言志篇》就是一个无牵无挂，很满意于自己境遇的绅士先生悠悠然的内心袒露，没有一丝对周遭人生的不满不平之气，没有一点苦涩的滋味。他的文章缺乏更深沉的情感和意识，所以不十分耐读，尤其经不住将他大量的文章放到一起来读。

《解读》指出，梁实秋散文艺术的成就，在林语堂之上，他下笔雍容大度，颇有周作人式的“谈话风”。但是，看他的小品文集，相当规范齐整，给人以小心拘谨之感，不似周作人每一集的驳杂随意，潇洒大气。梁实秋的幽默太显眼，又用得如此普遍，读得多了，反倒显出了一种单一。他的幽默的最成功之处，是善于嘲弄(包括自嘲)人生的各种细小的窘相穷酸相，但对总的社会人生却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周作人那样内在而广大的压抑与幽愤。梁实秋偏于巧，而没有周作人式的拙；其滋味是酸而略甜，可口宜人，不是周作人那样一味的苦涩。

……

后记

本书曾于1994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仅印三千册。但在我的十几种小书中，它却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十余年来，向我索取此书者始终不断，我则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现在，这本早已绝版的旧作经王为松兄提议，得以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增订再版，对于我，实在是件高兴的事。

趁再版之机，我将书稿修葺一过，并增补了四篇附文。其中，《知堂的回忆文》系《苦雨斋主》一书的序，曾发表于《书城》杂志。《梦一般的记忆》是谈知堂译作《如梦记》的，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或可说是张爱玲与周作人的平行研究，并与素不喜欢这两位作家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理论放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是关于周作人四十年代思想的一次较为认真的清理。后两篇文章都是专为这次再版补写的，前者发表于《书屋》杂志(编者将其更名为《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后者甫一完稿即放入书中，尚未在别处发表。有了这些附文，我对知堂散文及思想、艺术的论述，也许会比较地趋于完整吧。

当年此书问世，曾在各地报刊陆续看到近三十篇书评，近年又常在网上读到年轻朋友对它的评论，论者大多不相识。张中行、谷林、黄裳、钟叔河、黄宗江、冯亦代、金性尧、钱理群、倪墨炎、止庵、黄开发等知堂散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也都有过热情的鼓励，令我感愧不已。范培松先生在其《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将这本专论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舒芜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的《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影响尤其大；现征得作者同意，将此文移作本书“代序”。

在这里，除感谢为松先生和上海书店的编辑阙政，以及诸位曾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师友同道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位未尝谋面的南京读者卞琪斌，他曾在来信中指出了我两本书中的两个错误，其中一个，我现在已经改掉了。

　　刘绪源先生说，写这本书时，他所感受的审美愉悦，“超过了以往，甚至超过了以前写小说的时候。”正是这种愉悦，使他在解读周作人时，每每有如庖丁解牛，能够发人所未发，而每一新的发现，都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尤其那些颇有见地的思想，不但令我们产生了崭新的撞击，也让我们享受到和作者相同的欣快。他在《解读周作人》一书中，不仅指出我们不能将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叶圣陶、丰子恺等列齐观，还指出了周作人晚年文章境界更胜早年。其小品文的写作，拙胜于巧，简胜于繁，凝涩胜于轻滑，驳杂胜于单一，然而周作人之高于林、梁、叶、丰处，又不止此，还在于他文章里潜藏的巨大思想性和深广忧愤是他人所无的。　　本书是第一部以周作人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弥补了知堂散文艺术和文体研究上的不足。作者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让人一步步进入知堂艺术世界的深处。他给予知堂抄书之作比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证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文抄体其实也是曲尽其妙。作者视野开阔，艺术感觉敏锐纤细，书中对周作人与鲁迅文章风格的异同，周作人与同时代散文家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的区别，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废名的散文特色，以及周作人散文的师承等，都有深入独到的剖析。作者颇得李缝吾印象式批评的真髓，很少使用专业用语，以随笔式文体表述研究心得，既是严谨的学术，又是可读的美文，在学术专著的文体上也是另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