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弹中国文人

序

他在报人和学者之间

第一辑谈先秦文人

文人的诞生

用士的理论

入仕之途

士无定主

再说“士无定主”

道家有主吗?

民本思想?

孔子的选择

孔子的有备入仕

孔子的游说

何以“知其不可而为之”

文人之于士

孔子失败对文人的启示

儒家的分化

关于子张之儒

关于子夏之儒

所谓礼贤下士

第二辑谈现代文人

梁启超“腰子”引发的争辩

“恋爱大家”

一颗滑过天幕的流星

鲁迅所写下的一篇奇怪文章

“诗怪”李金发

诗刊与“三一八”惨案

珞珈三女杰

苦命的女作家

胡适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态度

“创造社”发行股票

郭沫若郁达夫发泄醉一回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泪浪滔滔”引发的轩然大波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诗

郭沫若为什么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

郭沫若与茅盾的论战

陈西滢其人的性格特点

胡风为萧红小说起名《生死场》

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

鲁迅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

说一点“新月派”

胡适和“三个火枪手”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全面否定

“问题与主义”之争之我见

周作人对鲁迅的理解

胡适的改业

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为什么选择白话

自我为难的胡适

随笔一点张爱玲

走进雪林

关于敬隐渔以及他所引发的一桩公案

第三辑随笔文人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随感

随笔三则

他曾给中国人一种新眼光

严复译《天演论》百年

感悟陈寅恪

千年杜甫

我看屈原：一个人格

由王小波谈到的

中西文化中一个观念的比较

能否触动国民精神的那一根神经

现实主义的“间隙量”

因读《时间简史》所扯出的话题

后记

前言

中国向来以世界文明的中心自许。从秦汉一统到康乾盛世，天朝上国化陋泽远，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四周荒凉之地。“文”是中华文明的动力和机制，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风流：“斯文”乃国脉所系，世运攸关。

何谓文?《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文即世界中的色彩和花纹列星旋转，草本枯荣，莺歌燕舞，还有河图洛书等等有意味的形式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之物，既包括先王创立的典章制度，也包括器具、文字、图画以及个人的仪态举止、服装饰品等，都是“文”。“文”是具象的意义，是“道”的显现。取象乎天文，错综乎入文，就能经纬天地，化成天下，故《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谈到谥法时称“经纬天地日文”。对个体的人来说，“文”就是其“质”的表现。在诸子当中，儒家尤其注重“文”对于君子人格的成就作用。《韩诗外传》卷八载冉有对哀公问：“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通过自我刻镂成“文”，使内在美质呈现出来，一个自然人才能成为一个“文”人，成为“君子”。故当棘子成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时，子贡反驳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论语.颜渊》)成为一个“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实外美，文质彬彬。因此孔子要求弟子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通：逆学文，个体进入先王开创的传统之中，进入秩序的规范之内；通过自身的文饰，“君子”成为展示天道的工具，成为叙述着天道的“文本”如果社会是一块素绢，“文人”就是上面的花纹，它使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状态而凸显人的意义。

作为“文”的承担者和阐释者，“文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牢牢占据了主流地位，帝王们马上打来天下每每要找来儒生共同治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专制王权的大一统作了理论准备，且完善了专制统治的十八般利器；汉朝儒生则通过制礼作乐的宗教化运动，把帝王推上了圣人的宝座。从汉代开始，以儒家为主的文人整体全面参与到了专制王权的运作之中，成为专制权力的贯彻者，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护人。缘此，中华民族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系人伦于天理，融道德于政治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并建立起了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官制度。

综观文人的历史，可谓大浪淘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既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也充斥了规行矩步的真小人；既有经世致用的国家栋梁，也充斥了空谈心性的社会蛀虫；既有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又多掮客讼棍的穷酸恶俗；既有李白的狂放，杜甫的真诚，又有张居正的机变，海青天的愚忠。志士风骨与奴才嘴脸，独立意愿与权力心结，天下情怀与小圈子意识，大地山河与风花雪月，道德文章与书画琴棋……鱼珠并陈，风尘缭乱。“仁以为己任”的天下书生们依违于进退之间，彷徨于公私之际，既挺起了民族的坚强脊梁，也造就了传统最腐臭的渊薮。

本书以文人为题，缘文论史，既有逆流而上的追溯，又有沿波而下的浏览；既有严肃的研究讨论，又有轻松的撷英拾趣。一卷在手，古今入抱，风流满怀，非独文心益智，亦可助谈资，发幽怀，遣偶然之兴。

后记

本书收录的这三辑文章，第一辑和第二辑是我在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上连续刊发的专栏文章。第一辑的专栏名为“重读经典札记”，第二辑名为“文坛琐记”。承蒙天津古籍出版社在我刊发文章时就愿为出书，因而，此次结集时，感到原名对读者似乎不甚了然。文章写的是先秦文人，却称重读经典；“文坛琐记”一名也颇为模糊，既没冠年代为何时文坛，也未清琐记何指。故而，为读者阅读此书能够知其所以然，就改为现名。

名称是改了，不过一仔细斟酌，又觉得名称大了点。“谈先秦文人”，这哪里是我这二十几篇小文所涵盖得了的。我的本意当然不仅仅是只写这二十几篇，当初在报纸上开专栏，就曾拟了个计划，关于先秦文人，写上百篇。但我越往下写，越感自己才疏学浅，写到二十几篇就有罢手之意。

文章写不下去，又起了这样一个大名称，真感有些汗颜。好在还有所安慰的，一是读者，文章在报纸连续刊发时，许多读者就打电话问我这些文章何时出书并给了我许多鼓励；还有一位读者找到报社非要见我，看看我到底多大年岁，因为在他看来能写诸子百家文章的必是一位老者。可一见面因我岁数不大让他很是惊讶。的确，对我而言，大约是年轻的缘故吧，所以就顾虑较少敢于思索。自二十世纪初所发韧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是用西方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西方的思想、方法毫无疑问是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文化的结果，拿这种结果反向地研究中国文化，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皮之不同，毛将焉附?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未必正确。这就好比用西方的英尺来度量中国的土地，怎样度量也与中国人固有尺度不合拍，非但不合拍，还有可能把事情搞乱。中国文化研究已经一百多年了，到今天有谁能够把中国文化说清楚呢?我看与这种思想、方法有关。我并不否认西方思想、方法的科学性，我只是认为那种科学性是西方的科学性，未必就能用来研究中国文化。这就是我研究先秦文人首先摒弃的一点。在我看来，研究先秦文人或是先秦文化，首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秦文人或先秦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在考古学上也有明证。假如你带着先入为主的任何西方的思想、方法去研究，是必会得出不太准确或是错误的结论。因而，对我而言，研究的方法只有一个：跟着真实的史料走，不用任何观点去左右史料，从真实的史料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我用这种方法“重读经典”，自己觉得还是读出点东西，倘若这能给读者以启示，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安慰。

“文坛琐记”本是我想写的一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交往录”的部分读书笔记，偶然为报纸写了几篇，却一发而不可收。刚开始写时，本意是想写点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现代文学史》不提而却在文学史上做出过大大小小贡献的人和事，写了十几篇之后，我却认真起来，用这些小文来写大问题，于是每一篇都想写出新见解，这就颇为费神，终于写到三十几篇就放下了笔。据说当今的中外专栏作家大多不是如此写法，他们行云流水，点到为止。如我这样硬碰硬的，似乎很少。上海的一位朋友说我这样写是事倍功半，不幸被他言中，我远没到半，就罢手了。现在收到书里的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辑中的文章，是我平日的偶然思索，所以就有古有今、有中有外。

自我感觉还可以，也一并收在这里。

感谢刘泽华和姜维群二先生为本书作序。也感谢许多热心的读者，在专栏文章刊发时就希望我结集出书。当然，也感谢那些关心我写作的朋友们。

　　本书以文人为题，缘文论史，既有逆流而上的追溯，又有沿波而下的浏览；既有严肃的研究讨论，又有轻松的撷英拾趣。一卷在手，古今入抱，风流满怀，非独文心益智，亦可助谈资，发幽怀，遣偶然之兴。　　本书收录了三辑文章，第一辑和第二辑是作者在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上连续刊发的专栏文章。第一辑的专栏名为“重读经典札记”，第二辑名为“文坛琐记”。文章写的是先秦文人，却称重读经典；“文坛琐记”一名也颇为模糊，既没冠年代为何时文坛，也未清琐记何指。第三辑中的文章，是作者平日的偶然思索，所以就有古有今、有中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