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画册

家世与青少年生活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保盟共事宋庆龄突破封锁访延安致力传播新中国　中国就是我的家生平年表后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是宋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见我就笑了。他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很好，但是开篇的那一段里描写的头戴黑礼帽、身穿系着长带子黑长袍的犹太人，是凭想像写的，那样装束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里从未看见过。他还指着配文发表的天津第一饭店的照片说，这个地方我也住过，1937年我帮助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她也在这里住过一夜。 这位86岁高龄的新闻前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他所说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发表的《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而他，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犹太人。 时光倒溯至1920年。 中国从不“排犹”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 伊斯雷尔在天津长大 后来爱泼斯坦一家从意租界搬入旧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栋公寓里。父亲拉沙尔开了一家小洋行，做进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经营，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钱的外国人那样买别墅、雇中国保姆带孩子。伊斯雷尔７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马场道，上学下学很方便。伊斯雷尔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度过的。小学、中学进行的都是英语教育，这一点他与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国孩子一样。那时，天津的犹太社会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个孩子在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对于中国文化，父亲拉沙尔持积极交流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都学会了他新祖国的语言，并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当地的犹太文化，而在中国的犹太人仍却生活在“欧洲文化废料”中。他曾经措词激烈地说道：“中国人会因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吗？不会。但在这里长期生活的犹太人会的。他们没有任何当地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可能永远生活的土壤上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子女也会如此。” 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上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说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 1931年，伊斯雷尔15岁了，长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当了一名记者。 天津犹太人的昔日生活 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上，爱泼斯坦这样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犹太人生活： “天津犹太人基本的经济来源是做皮毛及肠衣生意。犹太采购员为犹太公司从乡下中国批发商那里买来产品，再由公司将产品出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还有一些犹太小零售商为采购员寻找货源，以此来赚取微薄的佣金。做这些国际贸易的犹太商人，资产雄厚的通过外资银行往来货款，小商人就直接通过犹太人开办的小储蓄信贷所。犹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业，这些企业只当他们为当地雇员，而不是本国雇员，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拿到的钱只有西方雇员的四分之三，回家探亲也没有任何资助。 “天津的俄国犹太人最常去的聚会场所是犹太俱乐部（坐落于和平区曲阜道，原建筑已拆除），在那里能够阅读到图书馆订阅的数十种当地和国外报纸。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犹太人聚在一起收听一台短波收音机，到公告栏浏览一天两次更新的路透社新闻。俱乐部大厅用来庆祝节日，开音乐会，上演歌剧和公众讨论。犹太人在俱乐部吃喝、交谈、玩牌和下象棋，还能够上不同的短期培训班。我就曾经在那里听过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学做讲师的犹太人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来天津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读过大学。他们大多是学医的。因为在沙皇俄国，歧视性的配额限制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犹太青年除少数家庭有经济能力能够被送到英美求学外，一般上完中学以后都会找份工作，在天津从业。上了年纪的犹太人，甚至没上过大学的，通常都比他们能讲两种语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强。” 京津泰晤士报馆坐落于现在的解放路，利顺德饭店以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地下室作印刷厂，上边是编辑部。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1933年末或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西北之行是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稿后来轰动了世界。与斯诺的交往，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 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并将他们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有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