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孟子》心得

前言

例言

壹人性本善卷

贰孝弟之道卷

叁义利之辨卷

肆王霸之辨卷

伍治道之要卷

陆尚论古人卷

柒为学要领卷

附录

曾国藩原序

朱子《语类》五则

朱子《文集》一则

真西山《文集》一则

朱竹姹《经义考》一则

王白田《朱子年谱》一则

前言

曾国藩幼时家境寒素，资质普通，梁启超甚至认为曾国藩在同时代众多人杰中堪称“最钝拙”。曾国藩以中人之资，在国运衰微之时，却能创下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成为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其最大的秘诀就是善于读书。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而对于《孟子》用力尤勤。

曾国藩读《孟子》，不同于经师、讲师，不是为了书面的知识和学问，也不是为了在讲坛上夸夸其谈、标新立异，而是始终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内则修养德性，立志成圣；外则经世济民，以成王道。既要做实事，就不能不和外界接触，如果想把孟子所持有的理念、信念加以运用的话。那就更应该积极入浊世磨炼自己，直到能够自如地应付方方面面，而不会遭受挫败。就是这能经得起现实的严苛考验的应用之学．才是天下最大的学问，而非空泛的纸上谈兵。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行的不是夸夸其谈的礼义文章、道德说教，所以梁启超说曾国藩之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都来自于实战经验，来自于质朴的持守，“故其亲切有味”，对我们现实的为人、处世、做事都能够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大的启发。

孟子(约前385约前304年)名轲，出生于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

关于《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是孟子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根据这段史料，《孟子》一书，虽有“万章之徒”参与编撰，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在孟子生前便已完成。所以朱熹对《孟子》一书的文风也高度赞扬，认为《孟子》“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因而可以从《孟子》人手学习“作文之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孟子》，在孟子死后经过其门徒的编订，所以对于当时的诸侯皆称谥号。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自汉唐以来，不列于学官。东汉王充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宋代的司马光、晁说之等人也把《孟子》当作“诸子”之一，认为他还不配当“圣人”。不过自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逐渐取代了“周公孔子”并称的提法。五代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了宋代，经过二程的鼓吹，朱熹《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十三经”的提法。

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在其《题辞》中说《孟子》是“拟圣而作”，也就是说，《孟子》是模仿《论语》而作的，这一点和《孟子》同时的其他著作有所不同。《墨子》、《荀子》、《庄子内篇》等书，成书年代和形式与《孟子》相类，但它们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符。《孟子》却不同，各章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各篇也无主旨，只是积章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每篇第一句话中的几个字，并无含义。这些都类似于由门下弟子后人编撰的《论语》而不同于《墨子》、《苟子》、《庄子内篇》。赵岐、王充等人，也因此把《孟子》看作是《论语》的“传”，也就是不把《孟子》当作独立的著作，而是把它看作是《论语》这部“经”的一个注释。赵岐把《孟子》七篇分为上下卷，各取每篇第一句中的二或三个字，加“上”、“下”命名，后世的注本多从之，遂成为《孟子》一书的通用篇名。

南宋朱熹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晚年又取其中最为精当者，编成《孟子集注》，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评论《孟子集注》说：“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其对《孟子》的章句，也多为后世遵循。朱熹又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孟子》地位大为提高。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任何读书人都不得不把《孟子》读得滚瓜烂熟了。

《朱子语类》、《朱子遗书》中，提到朱熹还编撰过《孟子要略》一书，不过是书历代书目都没有记载，后世也没有流传。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刻印了《孟子要略》一书。在序言中，曾国藩谓是书是他的好友刘传莹从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中搜缉而成。其实刘传莹并没有完成《孟子要略》的整理便因病去世。曾国藩因刘传莹之嘱托，缉成《孟子要略》，并加案语。朱熹的《孟子要略》早已遗佚，就算从新搜缉，也已失原貌。所以，《孟子要略》与其说反映了朱熹对《孟子》的理解，毋宁说更多体现了曾国藩对《孟子》的阅读次序、主旨提炼和心得体会。

前文提到《孟子》模仿《论语》，各章节之间无逻辑联系，孟子如此编次，自有其理由，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却往往不得要领。曾国藩《孟子要略》把《孟子》全书的章节分门别类，归为七个主旨。第一篇论“人性本善”，第二篇论“孝弟之道”，第三篇论“义利之辨”，第四篇论“王霸之辨”，第五篇论“治道之要”，第六篇“尚论古人”，第七篇自言“为学要领”，其间列举各家释注考证，并为校正其讹谬处。又多加案语，指明一篇之大要。这样一来，《孟子》全书变得条理分明，初学者自可寻绎而入，而不致迷失方向，其嘉惠于后学者至钜焉。

本书就是根据曾国藩的《孟子要略》编辑而成。曾国藩是古今有数的善读书者，在《孟子要略》中，其片言只语，无不指明如何把《孟子》用于实践运用的方法。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是谁都可学尧舜而成为尧舜，或不敢说；但是曾国藩修身治德、经世致用的思想精髓和行为模式．大家都可以掌握、都可以学会。所以读本书，同时也是领悟曾国藩的读书方法。

薛杰

　　曾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业，秘诀就是其读《孟子》方法。　　千古以来读懂《孟子》且能以之经世致用者，首推曾国藩。　　民生之本，正气之源，治理之道。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承前启后，卓为有清一代理学大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得善终。他精研《孟子》。养浩然正气而心怀天下，突破理学空谈义理性命的窠臼，以孟子学说修身致用、经世济国。在本书中，曾国藩把《孟子》原本没有逻辑联系的章节分门别类，归于七个主旨，条理畅达、秩序井然，为曾国藩善读古书之明证，也是今世有心读《孟子》并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读者的首选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