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导论“汉化模式”得失谈与“江南”的复杂涵义——

是“汉化”还是“华化”?——

“江南”想象：地理的、文化的还是记忆的?——

本书各章主旨——

第一章 “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

“残山剩水”之喻：“南宋一晚明”——

一张旧图诱发遗民隐痛——

“残山剩水”中的遗民记忆——

“残山”与“剩水”之间：“出”与“处”的两难——

“山水”易色与风俗之变——

“外压”与“内讧”：暴力的传染史——

遗民何以会“死易生难”?——

“出处”涵义新解与士人群体分化——

第二章 礼制秩序的重建与“士”“君”关系的重整

小引：江南“山水”异色之后……——

“收拾残山与剩水”：移风易俗的意义——

“城市”一“乡村”的对峙意象——

“夷狄之变”与世家、古礼之兴废——

“士”“君”教化角色的转变——

对“明末士风”批判的双重意义——

帝王也谈“三代”——

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

第三章 “涉世利生”之下的士风转型

小引：乾隆与遗民的同一困惑——

复社“余孽”吕留良——

党人碑里姓名非——

搏斗于“失节”梦魇之中——

遗民的交友之道与生计选择——

感悟另一种“出处”之境——

八股选家与“道义”担当——

不一样的朱子“卫道士”——

此“崇朱”非彼“崇朱”——

谈宋成癖与持守“家法”——

“选学妖孽”的多重身份——

“天盖楼”商业运营网络——

盖棺尚未论定——

第四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上)

小引：雍正如何感知“江南”的文化威胁?——

鼎革期士人的生活样态与“文质之辨”的再兴——

守“文”还是趋“质”?清初士论的两种选择!——

经典“文质论”与清初士论的呼应关系——

“南宋一晚明”历史反思框架下的新“文质论”——

“新文质论”与士人行为的自我规训——

“文质论”的重构与“夷夏之辨”历史记忆的纠葛——

“文一质”，“南一北”——

“文一质”之辨与经典重述——

“文一质”关系与先秦历史观的改写——

第五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下)

小引：“文质”与“教化”——

清帝对“文质论”的回应及其与士林舆论的合流——

汉满族群对“文”之涵义理解的趋同——

“质胜于文”：一种新解读——

清帝如何应对江南风俗之变?——

对“质”的正面肯定：一种统治术——

“同中有异”：汤斌与康熙帝眼中的江南风俗及其治理——

“质表文里”：帝王生活心态的深层纹理——

南巡盛典与乾隆的“奢俭观”——

一点余论——

第六章 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

小引：从两封交战文书说起——

“正统论”谱系简释——

空间、时间和种族——

朝代更替间到底要比赛什么?——

各取所需的选择：从“北宋”到“南宋”——

宋遗民的看法：种族问题何以凸现?——

“道统”与夷夏大防的纠葛——

对“道统”意义的甄别、更改和攫取——

以“一统”扩张消解“种族”之别——

破解朱子魔咒——

历史编纂体系中的君王与士人——

《通鉴纲目》如何进入皇家视野——

书写规则的制定与乾隆的“节义观”——

“君师”与“道治”角色的合一——

士人的反应：以袁枚为例——

遗民史学内在精神的集体坍塌——

私人撰史与故国之思——．

帝王对“私史”与“官史”之关系的认知变化——

士人对历史褒贬权力的自觉舍弃——

第七章 “经世”观念的变异与清朝“大一统”历史观的构造

小引：“经世”新解——

“私言”如何转化成了皇家“公言”?——

儒藏说：公私之辨——

私门失守：流通的有序化——

“官师合一”的复古真相——

士林气质与征集遗书行动的“官守”品格——

区分“记注”与“撰述”：以复古为旗帜——

革除“私意”：“遗民观”与历史书写——

为何崇“周公”而抑“孔子”?——

孔子出现的意义——

重释“道”与“器”的关系——

“道”在历史中的消解和重建“道”之秩序的条件——

以“吏”为师：方志修纂与“大一统”的文化布局——

“治史”与“治国”——．

修志与辅佐政教之关系——

第八章 文字何以成狱?

小引：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

“托隐逃禅”未必能“咸登彼岸”——

“观风”内蕴的转变——

金陵“衣冠冢案”引出的话题——

逃隐风格与度牒制度——

查禁逆书与“驭人之术”——

欲擒故纵——

监控嗅觉的培养——

《字贯》案牵带出时文追缴潮——

文网重压下的士风重组——

结论一个场景和四个问题

一从“明”到“清”：“连续”还是“断裂”?——

二对朱子的崇抑：维系“道统”?改篡“道统”?——

三“经世观”的“常态”与“变态”——

四清朝的“大一统”布局与“江南”的特殊地位——

后记——

参考书目——

一是探研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二是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隐喻。满族作为异族能够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清朝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为不同，并非传统的“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