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图传

壹清平县季氏，本是有来历的

贰穷乡僻壤，埋没了多少未能走出的季羡林

叁峰回路转，不是过继，是兼祧

肆寄人篱下，逆来顺受，性格蜕变

伍偏才，不遇也是遇

陆同时考中北大和清华，鲤鱼跃过龙门

柒缘分种种，看似偶然，实则包含了命运

捌留学德国，唾手而得的奇迹

玖选择梵文，冷门，冷得不能再冷

拾“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拾壹初进北大，旋即成为东方学的领军人物

拾贰季羡林与胡适

拾叁在思想改造的洪流中

拾肆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

拾伍反右沉浮录

拾陆“文革”悲歌，“牛棚”岁月

拾柒副校长的底牌

拾捌六十七岁，进入学术研究的途中跑

拾玖良知、功力和境界

廿拾站在八十岁的台阶

廿壹中国牌知识分子

廿贰君子之律，儒者之风

廿叁语出天然，朗爽脱俗

廿肆九十述怀

廿伍宠辱不惊、澹然无虑、超然自适

廿陆俗世的一方净土

廿柒亦儒亦释亦道，非儒非释非道、

廿捌言出行随，表里澄澈

廿玖好风如水

卅拾百年回眸，潇洒一歌

卅壹实至名归，大放异彩

卅贰季羡林笑着走了

后记：寄望于后贤，寄望于将来

前言

咱不说北大，咱就只说东语系。

在季羡林的光环下，若干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餐，那基本上是东语系的同学、师友的盛宴，会场内，放眼一望，皆是我熟悉的老面孔矣！季羡林是一面不倒的旗帜。一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激发了后世多少红尘客。一个季羡林，一代学术宗师，聚拢了门下多少弟子。在物欲横流，卷得人人都手忙脚乱、抬不起头、直不了腰、喘不过气来的今天，能有这样一种无功利的、轻松而兼怀旧的聚会，确实是吾辈之福，是托季老爷子之福。所以，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吾辈也祈祷季老爷子长寿，长寿，再长寿。然而，聚会多了，老面孔看足了，看够了红衰翠减，毕竟不是赏心怡目的风景；一个感慨禁不住油然而生：怎么就只有一个季羡林？季羡林之后谁是大树？唉，总不能一辈子都吃季羡林的饭！

在笔者出席的上述东语系盛宴上，主持者最为自豪的话题，就是在北大所有的系中，东语系出的官员最多。据说这是一位北大的老领导发现的，季羡林在讲话中也引用过，因为，“东语系的人听了，都很高兴。”这里有数字为证，咱就说外交部门，截至2006年，咱们国家驻外的特命全权大使，出于东语系门下的，就有23位，至于武官、参赞、秘书之属，更是数不胜数，难以统计。这当然是很骄人的业绩。官本位么，现在哪一个学校，哪一个科系，不是以培养出多少大官为荣。他们之中，或许有成就超过叶公超的(注：叶公超曾为季羡林的清华英文教授，后弃教从政，做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但是，但是怎么说呢？笔者敢于断定：没有一个能成得了季羡林。

“你这是在强调学问，”有东语系的老人会说，“咱系培养的语言、文学和研究人才，也是人数众多、成果显赫的呀！”人数众多我不否认，有报道说，季羡林执教东语系六十年，弟子超过五千，堪谓桃李满天下，这些人中，跻身于专家、学者行列的，或者为准专家准学者的，肯定是大多数。成果显赫我也不否认，北大图书馆有一个季羡林资料室，室内附带有系友的成就展，我是一一浏览过的。然而还是然而，正因为浏览过，所以我也就有了发言权：迄今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一位的学术成就，能与季先生相比，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是颇令人沮丧的。季羡林创建了东语系，六十年来，东语系却没有培养出第二个季羡林。此事与系主任季羡林无关。在季羡林本人，他是巴不得世上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的。那么，责任在弟子了？有其因素，但不全是。问题在于教育体制，教育方向。我们首先来讲是的一面。季羡林1946年创立东语系，三年后大，那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新政权的建立，百废俱兴，而当务之急，是外交和外贸，这在胡乔木与季羡林的初次谈话中，已说得明白。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涉及招生，强调的是阶级路线，出身要好，觉悟要高，成绩么，只怕是其次的了。即使有那么几个新生，像季羡林当年，小学就奠定古文和英文基础，高中国语和英文出类拔萃，此外还忙里偷闲地学了半年德文……也算是好苗子吧，一脚踏进东语系，等待他们的，则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排山倒海而来，惊涛拍岸而去，消耗了吸收了一个人的大部分精力。武林秘籍中有吸精大法，政治运动类似。对此，你只能随波逐流，不能有丝毫抵触。否则，轻者，定为“落后分子”、“白专”，毕业分配从次；重者，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劳改。笔者是1964年进北大的，系内系外都有一些留校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那种非人化，狼狈相，至今记忆犹新。

退一步，就算有那么几个，天资出众，才华过人，大学期间又没有被政治淹没，毕业后，他们能像季羡林当年那样留学海外吗？彼时闭关锁国，谈“外”色变。留学也并非绝对没有，去的都是所谓友好国家，如苏联(我不称前苏联，因为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后苏联)，在国外也是政治第一，运动第一。要他们效法季羡林，甘于寂寞，不避冷门，在已经掌握了英文、德文的基础上，更拼命去学习梵文、巴利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乃至吐火罗文，非不愿也，实不可能，绝对地不可能。

就算熬过来了。历史学家翦伯赞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也坐了。轮到学成归国，想当年，季羡林是得到陈寅恪的提携他认识陈寅恪吗？谈不上，早先只是在清华，旁听过陈先生的课，就这么一点缘分，这一点缘分起了大作用，他选择梵文，就是因陈先生的课而起，他在德国的老师，又是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同窗，这叫缘上加缘。季羡林这边一封书去，陈寅恪那厢欣然色喜，随即把他推荐给北大。再说北大这方面，掌门人有三位：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这三位都是识才的伯乐，掂得出季羡林的分量；加之傅斯年又是季羡林的大同乡，汤用彤又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同窗。种种因素一凑合，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季羡林进入北大，任职副教授，仅一个礼拜，就转为正教授，并且官拜新成立的东语系主任。当今之世，你到哪儿去找陈寅恪这样的伯乐？又到哪儿去找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般的校级领导？老实说，仗着你“海归”的身份，博士的头衔，闹个副教授就了不得了，又哪里能不经考察，不经评选，一个礼拜后就加官晋爵，一步登天。

就算天降奇迹，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当其50年代，你能既与政治共进，又不为它扭曲吗？遥想当年，陈寅恪在广州，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发觉独独缺少季羡林的发言，其快意又是如何！胡适在大洋彼岸，翻阅旧邦大陆数百万字的檄文，查不到季羡林的片言只语，其欣慰又是如何！进入60年代，纵使遭遇“文革”，陷入蹲“牛棚”的厄运，你能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写出一本空前绝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牛棚杂忆》吗？进入八九十年代，你能摈弃物欲的诱惑，和克服生理的衰老，以惊人的毅力，七十岁开始学问大业的途中跑，八十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吗？

这里顺便说几句。季先生写作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糖史》，就是在八十岁以后开始的。写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分散在古籍中，用网络或其他方式无从查找，他只能采用最原始也最笨拙的方法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翻检。观先生自述：“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学术总结》)试问，你要是到了七老八十，还能拿出季先生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吗？

就算你能。等等，这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人脉，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人脉是很微妙的，你可能业绩骄人，天下无双，但你不一定为世人抬举；抬举不到位，就出不来那份名望。北大有多少老教授，老教授有多少人穿中山装，但你就穿不出季羡林那份风光。人脉、名望来源于机遇，而又反过来促进机遇。譬如说，仍拿糖来比方：糖，发明于印度，是棕黑色的，传人中国，俗称红糖、黑糖。据刘献庭《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而后又经商贾之手，倒流回印度。嘿，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有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啊，这太难了，概率实在太小了，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吾辈只有死了这条心。

季羡林是往昔的奇迹，不在教育大纲规定之列；在他面前，不管你才华如何出众，志气如何冲天，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于是乎就成了研究的标本。笔者无能，自人东语系以来，一直碌碌无为，有负师望；此举，也只不过是在季先生的屋檐下混碗饭吃。

是为无花之果，无序之序。

后记

因为出版了一部《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在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黄红丽女士看来，这部《季羡林图传》的作者非我莫属。我的看法却相反，正因为前一部书脱手未久，现在来搞第二部，思路上难免重复。怎么办？我能不能再写一部和前书不同的季羡林传？答案是：不可能。我的所有心血，都花在那部书上了，哪能在短时间内另起炉灶，再攀高峰。

黄女士坚持。我只得认真对待。想来想去，决定换一个角度，着重突出季羡林的人生机遇。过去的一个世纪，适逢我中华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季羡林的悲欢百年，不啻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我追摹的是大历史中的季羡林，不是某个时段某个角度的季羡林；前者应有血有肉，有喜有悲，后者往往沦为平面而苍白的剪影。他是一位历史人物，是超越“国宝”、“大师”之类俗誉的一种令人亲切、令人感奋的文化现象。于他，一切煞费苦心的捧或讳，拔高或包装，都只有暂时的新闻效应，而无恒久的认知价值。我所构建的，是连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此外，再加上一条辅线，介入同代人的比较。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该学会的名誉会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吴宓先生的影响下，他就曾把陶渊明和英国的一位浪漫诗人加以比较。如今，我不妨袭用成法，把季先生和他的若干同龄人、同路人加以比照。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增加层次，尽量给读者提供新鲜的视角和想象的时空；二、书名既叫“图传”，是图在先，传在后，介入比较，可打破传主线索的单一性，使图片的内容呈多元化、立体化，更具时代的质感。

我把这意思当面和季先生说过，季先生担心：同龄人、同路人的范围太宽泛，弄得不好，就成为杂凑的“拉郎配”。

我说：我所指的同龄人，严格限制在命运轨迹与清华有所交叉者；同路人，则限定在关系密切的同伴、同学、同事等等。

2007年8月5日，值季羡林先生九六华诞前夕，笔者在北京第三极书店举办讲座，题目为“季羡林现象”。临场，我突然心血来潮，将题目改为“怎样超越季羡林？”季羡林先生是一座高峰，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在本书的代序中已有详尽叙述，但无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季先生本人的愿望来说，当然是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件事，在从前一度是不可能，如今呢，尽管我们对社会体制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已较前辈大大发扬，人才发展的空间空前增大，在座的又都是年轻人，我想，年轻人应该立大志，首先是虚心向前辈大师学习，然后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照例还要说一说图片。这是本书的精华。搜集过程中，得到季羡林的秘书、亲属、同事、弟子，以及广东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大力协助。因为提供图片的人士，书中多有相应的亮相，故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并不以此为满足。窃以为，研究季羡林先生和搜集有关图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学品人品是国内外学人所称道的。他从一个农民之子、淘气少年成长为一个学界泰斗的经历，给无数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既有学识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本书为我们讲述了季羡林的人生传奇。　　农家少年，求学清华；留德十年，梵文专家；海归学者、执教北大；不喜不惧，三辞桂冠他，就是平民泰斗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而又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本书为我们讲述了季羡林的人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