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世界

后记

2003年夏天，我的长篇小说《大路朝天》问世并引起各方关注。作为历史转型期改革大潮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探索者，我有太多太多的感受和思考，我祈望自己能像巴尔扎克一样，写出一组当代中国的《人间喜剧》。生活于这个时期的官员、商人、工人、农民、军警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经受着新时代的考验。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亲情与道德的背离，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及正义和邪恶的斗争，组成了我们面前波澜壮阔的人间“浮世绘”，当代中国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对未来的向往与担忧，何尝不是一幅恢宏辽远的历史画卷。

许多读者关心《大路朝天》中众多人物后来的命运。我接到不少人的来电来信，他们希望读到这部书的续集。然而，当我开始写它的“续集”时，却发现无法给这些人物一个结局，一个定论。过去时的人物并没有从这个世界消失，新生代的人物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一切都是动态的，他们没有结局。从这个角度出发，《清平世界》以及我在2005年秋天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盛世危情》，可以说既是《大路朝天》的姐妹篇，也是一部独立成文的长篇小说。这三本书，是我奉献给读者的“大时代三部曲”。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这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部写给文学爱好者看的书，而是一部写给所有的、各阶层的、关心我们共同前途和命运的人的书。

我们面临的当代社会，既属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又是一个困惑的历史时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焦点、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如果说在《大路朝天》里，主要是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的艰难崛起为背景，展现了经济和社会变革从萌芽、发展到兴盛的斑斓多彩的历史过程中诸多人物命运的话，那么，到了《清平世界》中，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产权改革、生态资源和安全生产之类，就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和更为严峻了。作为一名始终致力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非职业作家，我努力将深沉而又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良知、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贯穿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期望它能因此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是常常需要反思的。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十多年风风雨雨，中国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巨变。但是，“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单纯经济增长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成为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的重大问题。当我不得不将笔墨触及到滥征土地、污染环境、巧取豪夺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等社会现象时，我的心确实很疼很疼。不寐之夜，我为善良的人们落泪，为他们的无奈落泪，为他们的无望落泪，更为他们在无奈和无望中依然那样地善良正直，依然那样地一往无前和任劳任怨落泪。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从14岁走上社会，我当过知青、生产队会计、队长，当过学徒、技工、工段长、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当过士兵、军官，也当过政府官员和国企经营者。在我四十余年的工龄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军区创作室从事过创作研究工作。偶有闲暇之时，我喜欢站在街边，看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从我身旁走过，我也喜欢坐在树阴下，同一位小贩或者民工聊天。聊完了，分手了，我陷于沉思之中。上苍对于一位作家并不比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更仁慈更宽容，它给予我们的人生都是短暂的，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都将以各自的方式回到永恒中去，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统统带走；那么，我们究竟要给后人留下些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留下的是：真实。诚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我想，巴尔扎克认为把他看作一个历史学家比看作一个小说家更为恰当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他像历史学家对各民族公共生活的重视一样，重视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

真实地记录和反映我们的时代生活，就不能根据作者的个人愿望来进行描绘，而必须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作品中主人公们那些痛苦的遭遇和令人遗憾的命运，都不是出自作者个人的意愿，而是出自生活本身，作品因此而揭示出生活的最深刻的本质。古往今来，总是有一些被历史安排其必须忍辱负重的人，让他们戴着镣铐在或大或小的舞台上跳舞。既然艺术是人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判断的集中表现，作者就不能不从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出发，对这些在俗世沉浮中不屈不挠坚持理想与人格的人物给予格外的关注。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这和“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是一个道理。爱和愤怒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而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所必须的理性，却使我在创作时努力思考得更深沉一些。

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屏幕正在大量地展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们的艺术家用华美绚烂的文辞描绘着都市景观消费时代。我们的兴奋点被人引向乡村的千年陋习和低俗民风。作为一名产业工人出身的作者，我在工厂的宿舍和车间里与工人兄弟们聊天时，不免感到深深的惭愧。他们问我，为什么看不到写工厂、写工人的作品？我当然知道，工业题材是最难写的，况且是在一个产权和经济结构多元化、劳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新时代。但是，如果连我这样从造船厂的锻工炉旁走出来的作者，都不去书写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了，那么，还能对什么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此，我不能不在把眼光投向官场和商海的同时，投向我们的工厂、工人。无论是屡屡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还是环境污染和生存压力问题，最大的承受者和牺牲者乃是他们。说到底，劳动创造价值，GDP是他们创造的，税利也是他们创造的。因此，历史，必然仍将是他们创造的。

同样，改革的历史也不可能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创造，如果广大劳动群体不能作为改革的主体而存在，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拥护，我们很难想像，改革如何进一步得以深化？在我56岁生日将要到来之时，有人对我的大半个人生做出了评价，说我是“官运平平、文运平平、财运平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算客观，调侃中流露出朋友和读者对我的错爱。坦诚地说，在前途和事业上，我也都有过看好的机会。因为我毕竟在炮火中立过战功，曾经为一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和一个行业的工业结构调整做过贡献；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我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对于物质财富，我没有太多的追求，从做学徒时开始，我给插队时的房东大娘寄生活费，一直寄到她老人家去世。

我认为，人若做官，乃是为了做事，倘若做不了什么事情，做官也就失去了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回顾那些失去和放弃的机会时，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我对过去的年代并不后悔。因为我一直生活得很坦荡，无须担忧将来有一天会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睡不着觉。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些可怕的逆境和冷遇中汲取内在的力量。

这一切，毫无疑问，应当归功于历史和命运的安排，它让我从事过那样多的职业，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还应该感谢无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中都～如既往地信任我、关心我的首长和战友们，我插队的伙伴、乡亲和企业的工友们；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喜欢我、将我划人另册的人，是他们一起造就了我和我的作品。

人品有优劣之别，文野有高下之分。会吆喝的人卖出去的不一定是好东西，优秀的作品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长期检验。信息时代的作家，应当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使专业得到精深的造诣。多年的实践和理论学习，使我从宏观到微观，对于改革时期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及其利弊，产生比之一般“纯文学作家”更多的了解。当代作家，不能对以改革为主体的时代总是停留在浅层认知上，我们需要深入地了解和深沉地思考已经和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的新世界。作家应当具有个性和不可替代性，努力使后人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真切的文学反映不至于感到缺失与遗憾。

急功近利、追逐时尚和趋炎附势同样成就不了大家。高尔基强调过这一点：“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的。”当文学塑造精神世界的职能不断退化，崇高的人文关怀和对历史与未来的探索精神也在逐步丧失时，我愿意坚持文学的尊严，坚持其批判性，在一个艰难复杂的历史转型期里保持自己应有的清醒。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曾经经历过什么，而且也体现在他从中提升了什么，并且告诉了人们什么。从根本上说，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早已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中形成，不可能轻易地动摇和改变了。因此，面对繁复驳杂的社会现象，我必将以人生历程的沉重记忆和现实观察作为素材，把手中的笔当做一把手术刀，深深地、毫不留情地解剖社会变革人问悲欢，把转型期的阵痛和希冀，真实地展现在关心我们共同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面前……请允许我，借用经典作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吧：“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张廷竹二00六年年底完成于杭州城河边

　　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气之作。写尽当代社会发展的千般艰辛，万种曲折……一部直面人生的警策之作。剖析复杂经济生活的迷离扑朔，盘根错节……一部情感淋漓的醒世之作。细说两代人的儿女情，风流债……本书围绕当代生活中人们密切关注的产权变革、贫富差距、环境安全、政府职能等社会热点问题，演绎了一连串的由权力与金钱、爱情与背叛、信仰与命运交织成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作品围绕当代生活中人们密切关注的产权变革、贫富差距、环境安全、政府职能等社会热点问题，演绎了一连串的由权力与金钱、爱情与背叛、信仰与命运交织成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作品具有史诗的品质，涵蓄了当代世界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当代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未来走向。　　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深沉的思想魅力，对历史转型期的思考、忧患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这是作者继获得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大路朝天》和《盛世危情》后，又一部倾注了大量心力和凝重积淀的作品，它们三者共同组成了一卷当代中国的色彩缤纷的《清明上河图》。　　这是一部写给所有关注当代生活、关注自身命运的人看的书。【作者简介】　　张廷竹，男，非职业作家。1950年6月生于香港，长于杭州。1964年小学毕业后，当过农民、工人、企管干部、军人。1985年参加西南边境地区防御作战。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过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行署副专员、副市长、大型国企负责人。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一级作家、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七百余万字，以及大量新闻与经济类论文。获国内外各种奖项四十余次。被浙江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聘为研究员、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