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散文

第一辑抒情散文

石城之行

黑灵魂

塔

南太基

望乡的牧神

食花的怪客

伐桂的前夕

丹佛城

山盟

不朽，是一堆顽石？

高速的联想

秦琼卖马

我的四个假想敌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风吹西班牙

德国之声

关山无月

龙坑有雨

依瓜苏拜瀑记

雨城古寺

桥跨黄金城

第二辑知性散文

猛虎和蔷薇

书斋.书灾

阿拉伯的劳伦斯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如何谋杀名作家

没有人是一个岛

鸦片战争与疝气

开卷如开芝麻门

横行的洋文

四窟小记

凡.高的向日葵

自豪与自幸

第三辑小品文

噪音二题

论夭亡

借钱的境界

朋友四型

茱萸之谜

送思果

夜读叔本华

重访西敏寺

凭一张地图

娓娓与喋喋

另有离愁

前言

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我不是说诗人和小说家就不凭实力，而是诗人和小说家用力的方式比较间接，所以实力几何，不易一目了然。诗要讲节奏、意象、分行等等技巧，小说也要讲观点、象征、意识流等等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固然可以运用这些来发挥所长，但是不高明的作家往往也可以假借这些来掩饰所短。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

诗人的笔下往往是自言自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话并不一定要说给谁听，好像是无意间给人听到的。许多诗真像心灵的日记，只取其神，不记其貌，诗人眼前似乎没有读者，可谓“目中无人”。小说家对读者的态度也可谓“目中无人”，反之，读者目中也不应该有小说家。小说家应该像剧作家，尽量让他的角色发言，自己只能躲在幕后操纵。有些小说家不甘寂寞，跑到他的人物和读者之间来指指点点，甚至大发议论，这种夹叙夹议的小说体便有散文的倾向。这种小说家如果真是散文高手，则这种夹叙夹议的笔法却也大有可观。拿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比较一下，便可见张无我而钱有我：钱钟书的小说里充满了散文家钱钟书的个性。

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向读者发言。老派的诗人虽然也可以偶尔来一句“君不见”，而旧小说家也可以直接对读者叫一声“列位看官”，但在一般情形之下，诗人和小说家毕竟另有职务，不便像散文家这么公然、坦然地面对着读者。反之，读者面对散文家也最感亲切、踏实，因为散文家是为自己发言，而所说的也是“亮话”，少用烘托、象征、反讽之类的技巧。

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篇幅较短，取材较狭，分量较轻。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凡韵文不到之处，都是它的领土，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不胜枚举，论其功能，则不出下列六项：

第一是抒情。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抒情文或小品文，正是散文的大宗。情之为物，充溢天地之间，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也正因如此，用散文来抒情，似乎人人都会，但是真正的抒情高手，或奔放，或含蓄，却不常见。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和露骨，沦为滥情，许多情书、祭文、日记等等也在此列。直接抒情，不但失之露骨，而且予人无端说愁的空洞之感。真正的抒情高手往往寓情于叙事、写景、状物之中，才显得自然。

第二是说理。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议论文。但是和正式的学术论文不尽相同，因为它说理之余，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和词藻。韩愈的《杂说四》，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说理的散文，但都气势贯串，声调铿锵，形象鲜活，情绪饱满，绝非硬邦邦冷冰冰的抽象说理。每次读《过秦论》，到了篇末的“然秦以区区之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长问，竞用斩钉截铁的短答断然煞住，真令人要拍案诧叹，情绪久不能平。精警的议论文不能无情。

第三是表意。这种散文既不是要抒情，也不是要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的那份情趣、理趣、意趣，而出现在笔下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表意的散文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活泼的想象力，也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发乎自然的好奇心。“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这种雅舍小品笔法，既无柔情、激情要抒，也没有不吐不快的议论要发，却富于生活的谐趣，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也能动人。到了末句，更从观察进入想象，最有英国小品的味道。

第四是叙事。这样的散文又叫做叙事文，短则记述个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或是某一特殊事件之来龙去脉，路转峰回；长则追溯自己的或朋友的生平，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或是一个时代特具的面貌，成为历史的注脚，也就是所谓的回忆录之类。叙事文所需要的是记忆力和观察力，如能再具一点反省力和想象力，当能赋文章以洞见和波澜，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组织力(或称条理)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事情的发展原有时序可循，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光影分明，不免倒叙、插叙，或是举重遗轻，仍然需要剪裁一番的。

第五是写景。所谓“景”不一定指狭义的风景。现代的景，可以指大自然的景色，也可以指大都市小村镇的各种视觉经验。高速公路上的千车竞驶，挖土机的巨铲挥螯，林荫道的街灯如练，港口的千桅成林……无一非景。一位散文家的视觉经验如果还限于田园风光，未免太狭窄也太保守了。同时，广义的景也不应限于视觉：街上的市声，陌上的万籁，也是一种景。景存在于空间，同时也依附于时间，所以春秋代序、朝夕轮回，也都是景。景有地域性：江南的山水不同于美国的山水，热带的云异于寒带的云。大部分的游记都不动人，因为作者不会写景。景有静有动，即使是静景，也要把它写动，才算能手。“两山排闼送青来”，正是化静为动。“鬓云欲度香腮雪”也是如此。只会用形容词的人，其实不解写景。形容词是排列的，动词才交流。

第六是状物。物聚而成景，写景而不及物，是不可能的。状物的散文却把兴趣专注于独特之某物，无论话题如何变化，总不离开该物。此地所谓的物，可以指有生物，譬如草木虫鱼之类，也可以指无生物，譬如笔墨纸砚之属，甚至可以指人类的种种动态，譬如弹琴、唱歌、开会、赛车。也许有人会说，写开会的散文应该归于叙事之列。我的回答是：如果一篇散文描写某次开会的经过情形，当然是叙事，但是如果一篇散文谈论的只是开会这种社会制度或生活现象，或是天南地北东鳞西爪的开会趣闻，便不能算是叙事了。状物的文章需要丰富的见闻，甚至带点专业的知识，不是初摇文笔略解抒情的生手所能掌握的。足智博闻的老手，谈论一件事情，一样东西，常会联想到古人或时人对此的隽言妙语，行家的行话，或是自己的亲切体验，真正是左右逢源。这是散文家独有的本领，诗人和小说家争他不过。

我把散文的功用分为上述六项，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并不是认为真有一种散文纯属抒情而不涉其他五项，或是另有一种散文全然叙事，别无他用。实际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几种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叙事文中，常带写景，写景文中，不妨状物，而无论是叙事、写景、或状物，都可以曲达抒情之功。抒情文中，也未必不能稍发议论，略表意趣。反之，说理文也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像梁启超那样，笔锋常带感情。

情、理、意、事、景、物六项之中，前三项抽象而带主观，后三项具体而带客观。如果一位散文家长于处理前三项而拙于后三项，他未免欠缺感性，显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后三项里打转，则他似乎欠缺知性，过分落实。

抒情文近于诗，叙事文近于小说，写景文则既近于诗，亦近于小说。所以诗人大概兼擅写景文与抒情文，小说家兼擅写景文与叙事文。我发现不少“正宗的”散文家大概拙于写景，遇到有景该写的场合，不是一笔带过，便是避而不谈；也有“正宗的”散文家拙于叙事，甚至不善抒情。我认为：能够抒情、说理的散文家最常见，所以“入情入理”的散文也较易得；能够表意、状物的就少一点；能够兼擅叙事、写景的更少。能此而不能彼的散文家，在自己的局限之中，亦足以成名家，但不能成大家，也不能称“散文全才”。前举的六项功能，或许可以用来衡量一位散文家是“专才”还是“通才”。

这本自选的文集收纳我从一九五二以迄一九九五年的文章四十五篇，约为我散文(包括议论文)产量的四分之一，无论在年代、文体、风格、篇幅各方面都颇具代表性。散文与诗，是我的左右手，我曾戏称自己的散文是“左手的缪斯”。我开始写散文，比开始写诗虽然晚了三年，但是“左手的缪斯”比起“右手的缪斯”来，却成熟得较早。读者展开这本选集，我左手的掌纹纵横，就历历在目了。

在文体上，此书分为三辑：抒情散文二十二篇，知性散文十二篇，小品文十一篇，大致可以代表我在这几方面着力的比重。其间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因为说理可带感情，抒情也不违常理，在前文的概说中我已有分析。我一向认为：抒情散文切忌一味抒情而到滥情的程度，所以我对所谓散文诗并不放心。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文学评论不宜过于古板以至无情，所以在说理的主线上不妨流露性情，且用比喻、音调等等来助兴。也就因此，我的散文里有一点诗，而论文里有一点散文。此言说来似乎有些调皮，其实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颇多前例。

浙江文风鼎盛，群彦汪洋，民初以来更是名家辈出。单以散文而言，从周氏兄弟(绍兴)、夏丐尊(上虞)、郁达夫(富阳)、徐志摩(海宁)、俞平伯(德清)、丰子恺(崇德)、陆蠡(天台)，一直到柯灵(绍兴)和琦君(永嘉)，两浙的贡献说得上是独步文坛了。如果我们再追溯朱自清与梁实秋两家的祖籍，当可发现一为绍兴，一为杭县，则山阴道上，更是应接不暇。

拙作能在这地灵人杰之乡出版，实在是一大荣幸，也将是一大考验。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高雄中山大学

　　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本书收录了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大量散文佳作。这些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读来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在文体上，此书分为三辑：抒情散文二十二篇，知性散文十二篇，小品文十一篇，大致可以代表我在这几方面着力的比重。其问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因为说理可带感情，抒情也不违常理，在前文的概说中我已有分析。我一向认为：抒情散文切忌一味抒情而到滥情的程度，所以我对所谓散文诗并不放心。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文学评论不宜过于古板以至无情，所以在说理的主线上不妨流露性情，且用比喻、音调等等来助兴。也就因此，我的散文里有一点诗，而论文里有一点散文。此言说来似乎有些调皮，其实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颇多前例。【作者简介】　　余光中，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因母亲、妻子均为常州人，亦自称江南人。曾在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攻读，毕业于台湾大学。在美国读书、教书五年，并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教授。对诗、散文、评论、翻译均有贡献，已出版专著五十种。近年在大陆各省出书已逾二十种。余氏写诗、评诗、译诗、教诗、编诗，对诗之贡献堪称全才。诗作如《乡愁》、《当我死时》、《等你，在雨中》、《白玉苦瓜》等均传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