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

第一章资本在实现“过渡”中的作用一条耐人寻味的思想脉络

第一节过渡问题的提出

一、资本：一个历史范畴的形成与归宿

二、“过渡”不可回避

三、“过渡”思想是发展的

第二节经济上的过渡理论：资本必须为我所用

一、资本与资本社会化的革命性作用

二、信用制度是实现资本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杠杆

三、资本扬弃：以资本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消亡之道

第三节马克思去世后资本社会化的新发展及启示

一、资本社会化的进程仍在推进

二、资本扬弃又有进展，但仍囿于资本主义体系

第四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化资本的基本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化资本的形成

三、发展和利用社会化资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第二章“过渡阶段”的历史坐标及社会主义观

第一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

一、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

第二节对马克思原意的进一步解析和理解

一、关于“过渡阶段”的历史跨度

二、“政治上的过渡”、“经济上的过渡’’以及“自觉过渡”

三、关于物质力量问题

第三节列宁对马克思过渡理论的发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一、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二、列宁破了两种“过渡”结合之题

第四节“社会主义观”的曲折发展与误区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观点的由来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发展

第五节关于利用资本消灭资本与和谐过渡

一、利用资本、特别是社会化资本来消灭资本

二、和谐过渡的着力点

三、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并存

第三章资本的二重性、二重作用和二重法权结构

第一节关于资本二重性的辨析

一、资本具有物质自然属性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双重属性

二、“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二重说”是错误的

三、正确理解资本二重性的意义

第二节过渡阶段资本对于生产力的双重作用

一、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既解放，又排斥

二、资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对象自然资源既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但又存在难以遏制的浪费和破坏的冲动

三、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内部平衡既可能起自动调节作用，又可能是平衡的破坏者

第三节社会化资本的二重法权结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二、资本的社会性与社会化资本

三、股份资本的二重法权结构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第四章过渡阶段国家关于资本的职能

第一节资本的自我调节与国家干预

一、国家干预的必然性

二、国家干预的基本方式和目的、任务

第二节国家在干预资本形成中的双重角色

一、上层建筑的调节作用

二、中国资本形成需要总资本家运作社会化资本

三、总资本家的使命、宗旨、原则

第三节国家信用：社会化资本的主要集中手段

一、问题的提出

二、发行信用

三、财政信用

四、政策性银行信用

五、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理解国家信用

第五章发行信用与社会化资本的利用

第一节发行信用规模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一、发行信用的适度规模对资本形成十分重要

二、有关货币供应量的实证分析

三、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

第二节发行信用被动膨胀分析

一、我国基础货币构成的结构变化

二、发行信用的被动性膨胀

三、扭转货币政策的被动需要资本促进政策的调整

第三节“包袱”与“资源”的辩证及社会化资本的利用

一、外汇储备剩余的度量

二、外储剩余作为社会化资本的运作策略选择

第六章财政信用集中的社会化资本的运作之道

第一节两种意见殊途同归

一、关于国债利弊的认识演变

二、国债利弊论的辩证统一

第二节“挤出效应”与“带动效应”

一、国债挤出效应

二、国债带动效应

第三节资本趋利性分析及国债资金使用

一、资本风险度的衡量

二、利润风险的组合分析与资本选择

第四节国债资金应成为“正外部性资本”

一、正外部性资本的含义

二、正外部性产业的选择

三、对近年来国债资金投向的基本评价

第五节关于财政信用规模的数量界限的辩证思考

一、国债规模的指标分析

二、国债规模的动态分析

第六节国家信用在构造资本市场基准利率中具有“公共产品”作用

一、国债在资本市场中的公共产品特性

二、纠正片面认识，发挥国债利率基准作用

第七章政策性银行信用：社会化资本不可或缺的运作平台

第一节“政策性”与国家信甩的平衡

一、“政策性国家信用”平衡问题

二、国家开发银行对新的平衡模式的探索

第二节从社会化资本的运作需要考虑政策性银行改革

一、关于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

二、几个需略微论及的具体问题

第三节利用政策性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思维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二、贷款的分类指导问题

三、政策性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控制贷款风险思路的拓宽

结束语旗帜鲜明地把利用社会化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国策”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30年，成就斐然，但面对各类资本的迅速发展，社会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将驶向何方？大量利用资本有利于“最低纲领”的实现，但能否与“最高纲领”的目标相衔接？对马克思“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论断应如何理解？利用资本与消灭资本怎样才能辩证统一，利用资本主要是利用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利用？在此背景下，本书从现实出发，对马克思“过渡理论”、“利用资本理论”正本溯源，初步论述了“社会化资本”理论，提出了集中和运用社会化资本的相关政策建议。在作者看来，“社会化资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政治上的过渡”与经济上的过渡和谐匹配的重要物质力量，是“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重要手段。作为这一领域的破题之作，本书思维辩证，风格平实，是一部充满思想活力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并非在于单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而是在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条件的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则是实现和承载这一目标的理想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果。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全人类“三个大大”(生产力大大发展，社会产品大大涌现，社会成员精神文明水准大大提高)的实现为前提的，需要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不可能靠政权更迭或命令来完成。　　基于此，马克思研究了由现实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过渡理论”：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即“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上的过渡”；在经济方面则提出了“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的设想，认为股份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而列宁则将“利用资本”付诸实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试验破了“政治上的过渡”与“经济上的过渡”相结合之题。　　在中国，利用资本的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如何把握过渡阶段的任务和历史跨度？为什么要“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利用资本与消灭资本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达到辩证统一？利用资本主要是利用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利用？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和谐过渡。　　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纽带，一方面又与劳动对立，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限制作用。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社会化趋势必然出现，这种资本的社会化推进了资本的扬弃，因而其中包含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基于资本两面性和资本扬弃理论，我们确信资本既要为我所用，又要消亡的原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股份公司仅仅依靠私人资本的联合已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其他成员的积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职能资本。其中，直接转化主要指社会公众参股受先进的上层建筑引导和社会公众监督的上市公司；间接转化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社会用国有资本的利润和以国家信用方式集中资金进行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性基金、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和信托资金等在上层建筑引导下进行的投资。这样，一种社会化程度更高、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分离度更高、分配更加合理，从而资本扬弃程度更高的资本，即所谓社会化资本便呼之欲出了。　　社会化资本是资本的一种高层次的、积极的扬弃，它是由个人“所有”的资本转化为由社会“所用”的资本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它在保留资本增殖的资本特性之外，在其形成的社会化程度上、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程度上、资本增值部分分配的合理化程度等方面已经或极有可能实现飞跃。这种社会化资本在使用时能够较多接受上层建筑的主动引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在作用方向上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较为一致。社会化资本能更加有意识地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从而也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社会化资本也有对其他资本的制导作用。　　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化资本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在信用制度基础上通过国家信用来实现。国债资金、政策性银行资金、中央银行在一定限度内可使用的资金等国家可直接掌握的资金，构成了中国社会化资本的巨大来源。因此通过国家信用机制实现和推进社会化资本的科学合理运用必将成为继列宁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通过三种方式干预资本：一是作为上层建筑运用资产阶级法权维系和规范资本的正常运转。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凭借它直接占有的国家资本，以总资本家身份直接控制和调节资本。三是综合国家的上层建筑身份与经济基础身份，通过国家信用集中一部分社会化资本借以实现宏观调控和引导其他资本。国家信用包含发行信用、财政信用和政策性银行信用等几种形式。　　发行信用是资本形成的基础性条件。发行信用管理主要通过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来实现。这种管理不仅要实现对负债方所体现的发行信用规模即基础货币的数量管理，同时也需要对资产方进行管理，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从而在降低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的同时促进国家资本的增长和战略性结构优化。此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存在较大国际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说，当外汇储备量多于贸易需要时，不应将其视为包袱，而应当作社会化资本加以积极利用。　　正确使用国债工具增加政府运用的社会化资本，首先必须消除“狭隘财政观”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决定了其配置资源应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高效地运行，这必然需要通过国家信用手段对社会化资本进行动员和运作。国债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是不可持续的，其正确的用途是用作社会化资本；通过资本与资本的对接引导其他资本进入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促进“三个大大”的形成是财政信用的社会化资本运作之道。　　政策性银行是国家集中社会化资本的重要方式，其“政策性”是这种资本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生息资本而成为社会化资本的根本标志。因此在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中虽然应当更多体现银行的特点，但不宜弱化其作为社会化资本运作平台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