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掌管天下的女人

历史上第一个临朝治政的女主

秦昭襄王的母亲芈宣太后

女人中的最强者

坚忍刚毅的汉代第一皇后吕雉

“让夸夸其谈的儒生去跟野猪辩论吧!”

文景之治与固执的窦太后

东汉以仁德著称的两位临朝太后

白痴皇帝身旁的强女人

泼辣而野心勃勃的西晋皇后贾南风

风流多智威猛善变

北魏女政治改革家冯太后

辅佐夫君开创大唐盛世的女人

唐太宗皇后长孙氏

以诈谋和铁腕获取帝国最高权位的女人

大周女皇帝武则天

杰出干练的契丹女主

辽国国母萧太后

不显山露水的杰出女人

清圣祖玄烨祖母布木布泰

最后的女皇

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

前言

从历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早期，大多经历过母系权力社会的阶段。在那个阶段里，社会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社会的权力，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家族，乃至一个部落、部落联盟，也即当时的天下国家，权力多集中在女性首领手中。

中国古代的姓氏，偏旁大多从女字，而众多古圣贤王出生的历史神话传说，大多没有他们父亲的名姓，或者虽有父亲，却不是由其父亲亲生，而是由其母亲感应天神的灵迹得孕。如商人的始祖契，其母简狄，虽说是帝喾之妃，却是因为在野外洗澡时，拾到一枚燕子身上掉下来的卵，吞下肚去，才怀了孕，而生契。《诗经》、《史记》中都有记述。又如周人的始祖稷，也是他的母亲姜螈在野外踩着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后，才怀孕生稷的。见《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螈。……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些文化现象和古史传说，不能仅以神话视之，也不能仅因封建帝王故神其说以证君权神授而弃之，实际上正反映了上古时母系社会女人掌权的遗迹。

自从社会进入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社会以后，女性的大权便“旁落”了。从家庭生活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女性到处都处于从属、边缘的地位。尤其进入封建社会后，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礼法制度与专制社会的确立、巩固、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愈加下降，而完全丧失其社会的主体地位和权力，更加依附于男性权力的庇荫，处于压迫之下。儒家为女性规定的“宪章”是“夫为妻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民间的俗语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若冒犯了这些规则，在家则为“悍妇”，在国则为恶后，为僭位司晨的“牝鸡(雌鸡)”。《尚书.周书.牧誓》说：“王日：古人有言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国注说：牝鸡“无晨鸣之道。”“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其后果是乱礼乱政，亡国破家。对于“悍妇”和“恶后”，在民人之家，可依“七出”之条赶出家门，在帝王之家则随便可废黜，不是赐自缢，就是打人冷宫，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尽管儒家(也包括封建时代其他一些学派)从礼法上给女性规定了许多防范，但中国历史上女主“干政”的事，却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层出不穷；杰出的女性，也不只是一人两人。这是因为，儒家虽然主张剥夺女性参预政事的权力，而仅给予她们“主内”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在适当的条件下，未始不会转化为一种特殊权力。而且，封建制度的根基是等级制，虽说按一般原则，女性的权力位于男性之下，但处于不同等级的女性，其权力的等级能量也就不同。处于高等级地位的女性，譬如皇后，特别是有才能的女性，她的权力，显然大过于处于低等级的男性与女性。这种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母权，是一般臣民的男权压抑不住的。这就为某些具有一定条件的权势女性扩大其权力，提供了空间。例如，自汉代以来，有一种由皇太后垂帘听政、临朝称制的制度，每当在位的皇帝死去，继任的皇帝年龄幼小或者体弱有病，不能执政，其祖母或母亲作为长辈，晋升为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便会行使此种母权，实行垂帘听政，辅助和代替小皇帝执政。这虽只是一种权宜的、临时变通的办法，却能给有野心、有才能的杰出女主，提供一个“干政”的机会和空间。而权力之欲的拥有与夺占，实在是不分男性、女性的，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人通常都会具有的，一种人类共通的自然欲望，是由合适、成熟的环境条件孕育和催化而成的。因此，儒家传统和历代皇朝的创业之祖虽有限制女主干政的严格的“宪章”，历代以来却也断绝不了女主“干政”事件的发生。因此历史上为执掌天下权力而嗜好血雨腥风的女强人也就不绝如缕了。

不过，这类能够干政的女主的出现，是要有一些条件的，不是任何身处高位的女人都能成为掌握中心权力的女强人。一是她要具有相当的政治进取心(或者说野心)和干练的从政能力。二是要具有坚强的毅力，有铁石的心肠。她要从男人手中夺取她所追求的权力，关键时刻顾不得儿女情长。为大事者不顾家，是封建时代夺利争权者的一个准则，无论男人、女人都一样。何况，在同一阶层里相对处于弱势的女人，要达到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有时需要比一般的男人更坚忍、更无情、更凶残。三是她要受到她做皇帝的丈夫的极度宠爱和信任，要在朝臣中扶植自己的势力，具有坚强的政治基础，要在她的丈夫对她失去信任和专宠之时善于韬光养晦，保存实力。四是要机缘凑巧。譬如，皇帝死了，她一时之间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太后，而继任皇帝年幼无知，无力执政，由太后垂帘听政，代掌大权。五是，在位的皇帝或无心从政，或身体不好，性情软弱，无力从政，又极为宠爱自己的皇后，任由皇后代自己处理政务，大权旁落，等等。汉朝的吕雉、唐朝的武则天、清朝的拉那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执掌天下大权的强权女人，成为一国之女主，正是各自据有这样那样的条件和她们自身左冲右突、顽强竞争的结果。

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礼教的势力毕竟非常强大，古来虽有许多企图夺取天下国家权力的女强人，但真正成功的不多，而正式称女皇帝的更是凤毛麟角。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其注《大荒西经》之“女娲之肠”一语说：“女娲，古神女而帝者。”是说女娲氏是曾经做了女皇帝的神女。又有传说，说女娲治理天下有一百三十年。然而，这只是神话，是不足为凭的。考古发掘，曾挖出商代一座大墓，墓主是个女性，名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墓的规模很大，陪葬的物品有大量的礼器和兵车驷马，说明妇好生前当是一个拥有很大军事权力的杰出女人。但因为缺少更多的文献资料，很难判明这位军事女强人是否掌握过商朝国家的大权，称过王称过帝。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胆量称帝，而且实际称帝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而已。然而，即使是武则天，到她的晚年，她还是自己去掉了帝号，将皇帝的名义及实际权力归还了李氏子孙。

古代这些奋斗在政治旋涡之中，一度成为皇朝权力中心，执掌了天下国家大权的女人们，有的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有的却祸国殃民；有的显示了卓越的才华和坚毅的性格，有的却展现了人性中的卑劣和残忍。虽然说她们都是女人，她们的政治斗争，比起男人们来，更为艰苦、更为不易，但其残酷性，确也不减分毫。

从道德价值上说，“女主干政”的现象，封建时代的舆论，都是给予彻底否定的；但用今天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则难以笼统地说个“好”或者“坏”、“是”或者“非”字，一切都还得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和对社会的作用来判断。

本书的目的，不过是想将这些历史故事，比较客观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味、领会和评判。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古代这些曾经沐浴在夺取权力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血泪的急湍中的女人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回顾古代历史的图景，她们展现了古人的毅力、智慧、力量或者孱弱，以及人性的光辉与缺陷、善良和邪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古人和古代社会的形象材料。我不想通过这些故事来做什么古今的比附，或作隐喻。将她们歌颂为古代女性的解放的先驱，或将她们诅咒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祸水，都同样是迂腐之论。古人的放荡，逾越礼法，毕竟不同于现代女性的平等解放。古代的女人们只是在古代的社会秩序、礼法制度、思想观念下作了一些抗争，与男人们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抗争的恶与善，有时是很难明白地分析清楚的。

这本书题名《中国古代掌管天下的女人》，然而，古代宫廷的权势妇女们，她们争权夺利，斗争是残酷的，有的曾有过短暂的成功，但真正成功做到执掌大权，有为于天下的，却不是很多。不过她们的事迹，有足资谈助或借鉴者，所以本书兼而载之。

又如唐太宗之长孙皇后，虽未临过朝称过制，也谈不上掌管天下。但她作为“国母”，在辅助自己的夫君执政时，起到过很积极正面的作用。她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德皇后，唐太宗等“明君”治理天下的成功，也应有她或者她们的一份功劳。说她们与夫君共同执掌了天下国家的大权，恐怕是不为过的，所以本书也酌情收入。

或许，读者在读过本书之后，能够对人生之路有所感悟，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生活中，在奋斗的路途中，有所鉴照，虽不是笔者写此书的预先确定的目的，却也是笔者所乐于见到的。

是为序。

　　古代那些奋斗在政治旋涡之中，一度成为皇朝权力中心，执掌了天下国家大权的女人们，有的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有的却祸国殃民；有的显示了卓越的才华和坚毅的性格，有的却展现了人性中的卑劣和残忍。虽然说她们都是女人，她们的政治斗争，比起男人们来，更为艰苦、更为不易，但其残酷性，确也不减分毫。本书将这些历史故事，比较客观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味、领会和评判。本书由北大才子、古文献专家李剑雄先生以通俗历史笔法精心写作，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11位权利女性或坚毅智慧、或缺陷甚至邪恶的一面，适合一般大众尤其是女性读者阅读。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执掌天下大权的11位女性秦昭襄王的母亲芈宣太后、汉朝第一皇后吕稚、汉朝窦太后、西晋贾南风皇后、北魏冯太后、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大周女皇武则天、辽国国母萧太后、清圣祖玄烨祖母布木布泰、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等女性政治人物，是如何在政治漩涡之中奋斗，又是如何成为皇朝权力中心的。她们有的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有的却祸国殃民；有的显示了卓越的才华和坚毅的性格，有的却显现了人性的卑劣和残忍。虽说是女人，可她们的政治斗争比起男人来更为艰苦，而其残酷性，也不减分毫。作者简介：　　李剑雄，一九四二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已退休。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著作有《焦竑评传》、《列仙传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