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门外的彩虹

中文版序

序言沿着朝阳路向东走去

第一部通向中国之路

从几度邂逅开始

在儒教之国传教

年轻的横田美穂的选择

第二部在贫民窟创建女子学校

救救受灾的孩子们

读书、习字与学手工技术的女子学校

吴芝兰从“暗门子”到牧师之妻

妻子与丈夫各居一方

美穂的遗骨埋在中国

第三部继承遗志的女性

敢向月亮求婚的甲鱼

小泉郁子的决心

卢沟桥的枪声

在军部和外务省的夹缝中

三个民族的少女们

奔向社会主义的少女们

第四部天桥的救济院

北京的另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爱邻馆的日日夜夜

被逐出京

尾声罝身于樱花美丽的学林

著者后记

监译者跋

前言

《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它描述的是1921年到1945年这25年间，发生在北京朝阳门外贫民窟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女子学校的故事。名称为“崇贞女学校”的这所女子学校的创立者是日本人清水安三与美穗这一对年轻而清贫的夫妻，在那里执教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就学的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少女们。清水夫妇为什么要创办这么一所女子学校呢，他们是怀着什么理想来教授三个国家的少女们的呢?我想只要读一读本书《卢沟桥的枪声》这一章中清水安三所讲的下面的一段话，读者们就会恍然大悟的。

那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的事情。当时，日中全面战争已经开始，日军为推进侵略和占领，作为其作战计划的一环，制订了大规模空袭北京东部重要交通要道沿街一带的计划。事先已获悉这一消息的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劝位于这一带的崇贞女学校的人们外逃避难。对于这样的劝告，清水安三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日军)想朝我们这个靠个人微薄的力量把日本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女子学校投炸弹的话，那就让他使劲地投吧!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那些保安队也许会被炸死，但我的学生、我所教的中国的那些女孩子们也会被炸死的啊。让学生们被炸死，而我这个当老师的却死里逃生，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干脆就死在这里算了。不，我要让人们看看，我是如何被日军杀死的!简单地说，清水安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从事“把日本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工作而在北京郊外的贫民窟开始了女子教育事业，为了这一事业，他甚至敢于挺身而出反对自己祖国即日本的军队，抗议他们乱杀无辜的行为。与清水安三这位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心心相印的两位女子，则倾自己的一生之力扶助了他的事业。《朝阳门外的彩虹》正是描述这一动人事迹的一本书。

作为一名研究女性史的作家，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答案在于我特别关心“亚洲女性交流史”这一研究课题。我一直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女性史如日本女性史固然重要，但对现实的需要来说，研究“亚洲各国女性交流的历史”却更为迫切。不过，由于我不太谙熟外语，所以能做到的也只是去探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女性交流的历史轨迹”而已。

如果要列举一下迄今的一些成果的话，我首先要提起的是详细描述了海外日本妓女悲惨生活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1972年)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1974年)。这两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望乡》之后，在中国放映，据说深受大家欢迎。我的另一部作品《被撕裂的人生》(1978年)记录的是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的故事以及在那里所发生的一桩桩人间悲剧。此外，部头比较大的《亚洲女性交流史》(1995年)记述了近代前半期“日本与亚洲各国女性交流的史实”，是计划中的亚洲女性交流通史的一部分。

上述这些著作中，《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被合为一册译成中文，题名为《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与这一内容相关的记述了我的人生经历的日文版纪实文学作品《到达山打根我的人生之路》(2001年)也以《通往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为名被翻译出版。所以说，这本《朝阳门外的彩虹》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三本书。

本书日文版刊行当初，就有幸得到中国读者的积极推介，如新华通讯社报道了东京分社特派员高红撰写的很有见地的评论文章。文化栏目丰富多彩的《南方周末》报社的王寅先生在翻译成寅女士的陪同下曾专门前来登门采访，并写下了长篇报道。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在权威性的书评杂志《书城》上，发表了《上帝儿女的国籍》一文，评论既尖锐又中肯。在日本，朱建荣教授、清水贤一先生和隅谷季雄先生也积极地为读者推荐了本书。抱着极大的热情精读了全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自愿挑起了组织翻译本书这一重任的是樱美林大学的李恩民博士。非常认真地翻译了本书的译者是目前在东京工作的邢丽荃女士、李尚波女士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吕莉女士。其中吕女士曾参加过《望乡》和《通往之路》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各位友人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作者我来说，用全身的心血和灵魂谱写出来的以中国为舞台的这部作品能够有机会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令人感到无比欣慰和振奋的事情。日本在上个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对中国在军事、经济甚至生活方面进行过侵略和掠夺，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像清水安三这样的日本人也不乏其人。如果通过这本书能使人们了解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这也是无比高兴的事情。

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愿向中国文化部原副部长刘德有先生和樱美林大学佐藤东洋士校长表示谢意。刘先生为我的采访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提起他的大名可能无人不知，但对于樱美林大学的佐藤校长，我愿稍费笔墨作一介绍。

樱美林大学是清水安三离开北京朝阳门外的崇贞女学校后在东京重新创建的学校。佐藤东洋士先生的母亲在年轻时曾是崇贞女学校的音乐教师，那时她的生活并不富裕，家里当然也就雇不起保姆，有时不得不把还是婴儿的东洋士带到教室去上课。而当东洋士哇哇啼哭时，班里的那些学生们，也就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少女们就会齐心协力来照顾他。佐藤东洋士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今他已经是一位积极推动中日教育交流的大学校长了。

最后我在此祈愿，本书出版后能有更多的中国读者喜欢它，同时也期望着读者能够理解并铭记这一事实：即使是在曾以侵略为“国是”的战时的日本，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想理念并贯穿一生将其付诸实践的人。

山崎朋子2006年9月

后记

我年轻时因热心于女性史，对清水郁子这位女性早有耳闻。那时我搜集并阅读女性运动方面的书籍，读过神崎清在采访各界女领袖，倾听她们本人的成长经历、工作和思想之后，用当事人第一人称写成的、有趣而令我受益匪浅的两本书：《现代妇女传》(1940年，中央公论社)和《现代日本妇女传》(1942年，三学书房)。书中记述了林歌子、野口幽香、三宅花圃、吉冈弥生、大江须美、柳原白蓬、守屋东、井上秀子、相马黑光、平雷鸟等杰出女性，清水郁子也名列其中。

我对平雷鸟和相马黑光等几位女性感兴趣，也被清水郁子所吸引。清水与其他人比起来并非那么有名，我之所以对她着迷，可以说是因为她的结婚方式吧。

战前的日本社会，能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美国的奥柏林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并在青山学院女子专科当教授，首先作为女性，从事的是最高的职业，享有的是最高的地位。那样的女性，自己主动嫁给了被认为是落后国中国北京首屈一指的贫民窟的、小小的女子学校的经营者，一个不说完全没有名气，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名气，并有三个孩子的男人。而且读一读神崎根据本人口述写成的小传就会发现，他们的结合并非“因为喜欢，因为爱上了”，而是因为被清水的“志向”所吸引。因为当时如果没有人帮助正被日本一步步侵略的中国的贫民窟少女们，她们就可能成为妓女。基督徒清水安三创建了帮助少女们自立的寺子屋式的女子学校。她赞同他的“志向”，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要携手共进的基础上的，或许可称之为“志向婚姻”。

二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很多日本女性虽然表面上宣称“恋爱即因为爱而结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依然可以说她们的婚姻是权衡对方男性的出身阶层、学历、职业、收入、家庭情况等的“利益婚姻”。在这种现状下，清水郁子的这种“志向婚姻”不正隐含着令人震撼的启示吗?因此我就更想了解郁子和她的丈夫清水安三的人生，想落笔成书……但是当我翻开辞典查找清水安三、郁子和安三第一个妻子清水美穗的资料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比如说，从战前出版的为藤五郎编《现代教育家评传》(1936年，文化书房)，直至战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辞典中都有清水郁子，却没有清水安三的名字。我的心情也就由“想写”变成了“必须写”了。

而且，由“想写”变成“必须写”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意识到，安三、美穗和郁子为之献身的、北京城外小小的女子学校的工作，与其说与我的“研究题目”相关，不如说与我的“人生主题”密不可分。序言中已经提到过了，我年轻时曾与朝鲜族青年结合，但是却因为日本人过于歧视朝鲜族，而不得不考虑别妨碍对方参与民族解放事业，所以断然决定与他分手了。而正因为有过这样伤心的经历，所以在开始研究女性史以后，我也从未敢忘记“底层女性史”和“亚洲女性交流史”这个主题，我的书大多都涉及这两个主题。

从我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安三是男性，但是因为美穗和郁子是女性，所以安三、美穗和郁子经营的北京朝阳门外的小小的女子学校，就是“亚洲女性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我执笔崇贞女学校的念头也由此愈发强烈了。

我是在1992年前后决定动笔并开始着手搜集资料的，但因我工作进展缓慢，所以直至约10年后的今天才搁笔。搜集资料时，我的丈夫上笙一郎给了我最大的帮助。他是研究儿童文化和儿童史的研究人员，精通古籍，经常把很多书籍和杂志等放到我的桌子上。还有一个人就是安三和美穗的孙子、现任樱美林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国际教育部长的清水贤一。他从亲属的角度帮助了我。正是在贤一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在奄美大岛见到了美穗的妹妹恒吉寿，并得以有幸浏览刊登在樱美林学园报刊杂志上的、安三和郁子的文章和回忆录。

我还必须提及的是，崇贞女学校的各位毕业生给我提供了莫大帮助。我曾数次造访北京，采访马淑秀、白玉琴、孙英、魏玉琮、潘基等中国毕业生；到首尔拜访玄次俊、朴善永等朝鲜族毕业生。我还专程赴洛杉矶，拜见了朝鲜族的甄德均。她那与清水安三相似的人生经历尽管在本书中未能多着笔墨，但却留在了我的心里。日本毕业生门田昌子、川上奈穗、中山时子、宫本博子讲了她们的经历；池田鲜和道子夫妇及池永泽子，给我提供了有关天桥爱邻馆的极有价值的证词和参考意见。

我还无法忘记安三的二儿子、曾长期担任樱美林学园理事长的清水畏三的鼓励，和安三的老友、近江兄弟社的权威田口敏三的恳切的教诲；而且我至今仍然能深深地体会到，帮助不会讲中文的我，并陪同我一同去北京和沈阳的源川澄子，和在北京市内为我到处做向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吕莉的好意。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人帮助过我，我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的。本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从《世界》杂志2001年10月刊开始，一直连载到2003年4月一期，总共连载了19次。在此谨向决定连载的冈本厚总编和负责我的稿子并在汇总成单行本时担任编辑的清官美稚子，以及每期连载都为我绘出增强感染力的插图的西松凌波，还有对本书的装帧不遗余力的中岛香表示深深的谢意。

值此搁笔之际，有一件事情必须解释清楚，那就是崇贞女学校的所在地北京。北京最早从10世纪开始，就是中国的首都，明朝时名为“北京”。但是20世纪，国民政府将首都定为南京，在1928年到1949年期间，北京是被称为“北平”的。所以按理说，这10年之间应该写做“北平”。但是考虑到二者混用容易引起读者的混乱，所以就将“北平”时期也称为“北京”，望谅。

山崎朋子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