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理

"序／1

让伟大都城的标志于记忆中流传／5

正阳门

早已凝固为北京城的不老标志／13

崇文门

旧时税关繁华景唯余残垣落寞处／23

朝阳门

喂养老北京的漕粮必经之地／33

东直门

木材商队经此走成岁月深处的追忆／43

安定门

六百年中养成能文能武的双重性格／53

德胜门

“孤岛”般的城门它的伟大与失败／63

西直门

穿越近六百年时空的门中门／75

阜成门

当骆驼走远时空在此严重交叠／87

宣武门

因它而生的宣南文化仍深入人心／97

东便门广渠门

在市民心中始终是城市地理的边缘／107

广安门西便门

核心与边缘在城市的西垣重叠／117

左安门

纯粹的田园生活曾像花儿在此盛放／127

永定门

重建让怀念更加刻骨铭心／137

右安门

只剩花香留在记忆里／147

水关门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

外力给城池留下的四个“伤口”／157

天安门

皇城正门见证历史兴衰更迭／167

地安门

皇城“后门”成北城市井繁荣起点／177

东安门西安门

充分敞开的“门”表达永不拒绝之意／187

只能循着历史的残迹继续走下去

“古都城门系列”终结篇／197

后记

北京时间之书的神秘作者／209伟大古都的知音旧时，人们对学问多、本事大的人，常常赞之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足见我国自古就重视天文和地理。不过，仅就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来说，所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不外乎天文分野、建置沿革、五岳四渎、山海河泽、物产贡品、险关要塞、堪舆风水之类，与今天的地理科学相比，既有部分内容的重合，也有根本性质的差别。在地球表面上，地理无处不有，无处不见，北京亦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的地理尤为重要：这与北京这个城市的特殊性相关联。早在六七十万年前，“北京人”就生息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谱写了北京历史的第一章。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封黄帝的后裔于蓟。这件事标志着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已经具备城市性质和功能，被视为北京建城的开始，至今北京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在今哈尔滨市东南)迁都于燕京，从此北京成为一个大的封建王朝的首都。北京真正的建都历史也已有八个半世纪之久。北京的历史太悠久了。正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厚重、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和精华。北京的历史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北京这片土地上。也就是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北京的天，北京的地，北京的山，北京的水，北京的林木，北京的土壤，北京的城镇，北京的村庄，北京的街巷胡同，北京的道路桥梁等等，既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孕育北京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试想，没有周口店龙骨山的溶洞，“北京人”及其后裔怎能生存数十万年?没有永定河、潮白河的奔流，哪有北京城所坐落的北京小平原这一地域空间?没有京杭大运河及漕运，北京岂能维持封建王朝的京师地位达数百年之久?没有海淀附近的山水之胜，清朝何以能够修建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没有山前山后的民族分布与交争，北京地区何需修筑雄伟险峻的长城?没有北京城里的胡同与四合院，老北京人的形象与习性又当何如?类似这些问题，无不关涉北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都是值得深思、需要探究的。《新京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独具慧眼，看到了北京地理的重要性，认识到要真正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不全面了解北京古今的地理环境是不行的。所以，于2003年开始独辟蹊径，开设了“北京地理”专版，有计划有目的地、分门别类地向广大读者介绍北京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深入解析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地理问的密切关系，将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特定的北京地理的背景之上，又赋予北京地理以相应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一来，使“北京地理”专版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富有学术意义。该版的文章简短精妙，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和新闻性于一体，可读性极强。每期除文字之外，都附以手绘地图和相关的图片，给人以清晰的空间要领并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每期都配有知情者访谈和专家评说，既增强了所介绍的北京地理知识的真实感和权威性，又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很得读者之心，很受读者欢迎。可以说，在普及北京地理知识、帮助人们深化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珍爱方面，《新京报》独占鳌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京报》创设“北京地理”专版，我想当初编辑和记者们是怀着无限热爱北京，要真正认识北京、深刻理解北京、将心血奉献北京的这样一种豪情和胸襟所作出的职业选择。而当取得一些成绩、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之后，他们并未满足，除了要继续努力把“北京地理”专版办好以外，更将该版已发表的文章选编成册，分期出版，以飨读者，求得“更上一层楼”的效果。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必然会收获丰硕之果。《新京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就是明证。尹钧科2005年10月9日

北京：时间之书的神秘作者蒙古人忽必烈所缔造的世界级伟大城市元大都，被闻讯从意大利威尼斯赶来的地理“星探”马可.波罗誉为“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由此启动了西方世界持续几个世纪的东方迷狂。“美”对应的是感官所能触及的审美理想，“善”则体现了与天道相呼应的理性法则与道德秩序。美善合一，是乌托邦空间或乌托邦叙事的重要特征。然而，“乌托邦”的成立，通常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法则：只有已经消逝的，或尚未到来的黄金世界，才能成为乌托邦，才能构成对现世秩序的更高评判尺度。被乌托邦叙事所神化的元大都，也未能逃脱这一定律。依据《周礼.考工记》所精心规划的元大都的壮丽宫城，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明兵攻破大都，新主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下令将其全部拆除。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李唐王朝对隋炀帝“迷楼”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合法性，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疯狂毁灭之上。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所遗留下来的物品和记忆感到恐惧。正是这种“项羽式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珍贵建筑的覆没。幸运的是，在拆毁元故宫的过程中，一位名叫萧洵的工部小吏，对即将被毁的前朝瑰丽宫阙产生了深切迷恋，决心以文字与这场毁灭行动展开竞赛。他记录了自己所看到的“临刑”之前的前朝宫阙殿宇之。美丽深邃”。由这些记录所组成的《故宫遗录》，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元大都宫城的重要资料。卑微的书写者，通过如抄经者般狂热的秘密书写，重新修筑了一座纸上宫城，为后世的精神漫游者提供了通往审美乌托邦的人口。书写永远在与时间竞赛。书写者萧洵的故事，隐含着所有地理记录者与写作者的欲望：将脆弱易损的物质空间，转化为永恒的时间。讲述空间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时间的故事。通过杰出的个人书写，城市的地理空间与时代经验紧密交织，比如雨果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曼德尔斯塔姆的圣彼得堡，乔伊斯的都柏林，本雅明的“童年柏林”，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川端康成的东京。与其说是言说者选择了城市，不如说是城市选择了它的言说者。他们在纸上所构筑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互为镜像，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从某一角度照到自己的影子。眼力好的，甚至可以窥见自己的前生或来世。城市生长一消亡一再生长的时间，既是线性的物理时间，又可能最终被纳入神秘的圆形时间。城市空间的历史逻辑，既是理性的，又常常是非理性的(其实，非理性正是某个时段的空间统治者所认为的理性)。北京是一座被权力和历史理性所严密控制的特殊城市，其空间体系体现了非凡的理性法则，形成了完备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其空间面貌和市民精神，又被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改写，尤其是在20世纪，这座城市激烈的空间变法，充分体现出了历史的非理性一面。今天，在北京空间体系的改造过程中，主宰城市核心的皇权逻辑与旧帝国美学系统，与越过环线不断扩张的全球化资本逻辑，既激烈争斗，又私下妥协、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修改着城市的地理景观，以及土地价值的核定标准。而对于被巨大的历史旋涡所裹挟的微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居住经验与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民族历史记忆)发生了断裂，他们在熟悉的家园不断晕眩，找不到回家的路。时间长了，失忆症就可能转为“神经麻痹症”，甚至可能导致神经中枢紊乱。与口语媒介和电子媒介相比，印刷媒介是城市记忆更为理性、可靠的管家。书店的显要位置，永远摆放着各种关于北京的风土历史掌故的图书，包括由历史、地理学家所撰写的专业书籍，以及民间散播的市井掌故。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最不缺乏由官方和权威提供的合法知识，同时，它又是民间话语繁殖得最旺盛的城市。在一些名声显赫的老胡同里，我们可以看见最生动的市井景象：穿着“胡同游”背心的三轮车夫，绘声绘色地向世界各地来朝圣的游客，讲述着某座破旧宅院、乃至门楣上某个图案的神秘故事，无私地向观光客提供各种勾人魂魄而又来历不明的市井传奇。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有一个精辟总结：“如果驮畜队行进的小路是地理现象的话，驮畜队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也就是说，在讲故事方面有非凡热情与才能的北京的三轮车夫、胡同居民，也是一种地理现象。面对这座勾人魂魄的都城，《新京报》“北京地理”的记者们怀着与“胡同游车夫”同样的言说热情。不过，作为现代新闻传播媒介，我们的言说方式，与历史知识和民间传闻都不相同。我们关注的不是封闭、静止的空间，不是坐在历史废墟中把玩死物，也不是向饥渴的游客兜售宫闱秘闻，而是致力于记录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包括自然空间与人工空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居住经验的变化。文字和摄影镜头，一直在努力捕捉呈现在面前的城市现代空间形态，与历史时间之间的激烈争斗。我们不想在一种“如数家珍”的献宝思维中，做同义反复的工作。我们更有兴趣的，是那些祖传“家珍”在时间中的命运，关心它正在被什么所覆盖、扭曲，或者说，诡谲的现代生活在如何改写、重塑城市记忆。与传统的自然地理学不同，现代人文地理学试图让人的感受重返地理的中心。这正是《新京报》重点栏目“北京地理”的基本宗旨。自2003年11月创刊至今，“北京地理”致力于从城市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解读北京，记录城市景观与人文活动的互动关系。城市的空间形式，就是市民的心灵形式。市民对城市的情感与记忆，与城市的空间形式密切相关，它附着在城墙、道路、王府、寺庙、胡同、四合院、集市以及各种消费和休闲场所上。记忆不仅仅是私人的、破碎的，它可能成为城市在全球化冒险活动中的一个强烈对照与反诘，幸运的话，它甚至可能修正这座城市的去向。为此，参与“北京地理”工作的年轻记者们，同时扮演了考古学家、地质队员、侦探、游手好闲者的角色。他们行走的路线和大街上的大多数年轻人相反。他们整天沿着城墙根、老胡同、四合院，在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角落暴走不休。在摩天大楼的高科技幕墙上，他们看到了千年的红砖碧瓦、雕梁画栋。在现代城市的轰鸣中，他们听到了元大都早朝时的圣谕和菜市口的吆喝。面对层叠的空间、交错的时间，他们必须修炼双重视力和听力；同时，他们又要避免出现“幻视”和“幻听”，因为真实客观永远是新闻叙事的紧箍咒。创刊以来，“北京地理”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信任，许多读者都表示希望“北京地理”结集出版，以便收藏。“北京地理”丛书的出版，与读者、专家和出版社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要感谢为“北京地理”丛书担任学术顾问的尹钧科、王永斌、王彬、段天顺、孔庆普先生，他们一直在以更高的学术尺度，关注、鞭策着“北京地理”的采编工作，慷慨无私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王永斌、王彬二位先生，不厌其烦地校改了第一辑的书样。另外，感谢徐苹芳、罗哲文、王同桢、张先得、傅公钺、冯其利先生，他们的意见让我们获益匪浅。接下来，“北京地理”还将陆续分辑出版，力图献给读者一本更完整的北京人文地理的“时间之书”。在我们的梦想中，北京既是这本书的画中人，还是它的读者、鉴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伟大而神秘的作者。吕约／《新京报》北京专刊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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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撰者在收集老城门的图片资料上不遗余力，从各个时期、各个角度，不同的内涵都囊括进去。它不仅反映了城门建筑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生活场面以及风俗民情等等，对研究古都北京的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编者对图片说明一看而知是下了极大功夫的，不仅是有图片内容的详细描述，而且还收集了丰富的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好书。　　“新京报.北京地理”图视版适应读图时代要求，将文字版的《新京报》“北京地理”视觉化。让读者以“读图”的方式，亲历历史文明，在体味心灵的震撼的同时，感受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商业信息。《北京地理》以“展示北京的古都魅力，挖掘北京的人文地理内涵，关注城市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宗旨，目前已发行近500期，我们对其凝练升华，用视觉化方式展示的“人文北京”，为2008奥运会全貌展现北京尽微薄之力。文化与商业互助式传播，在后分众时代的媒体环境中，大众对于广告信息的取舍趋于情感化，用文化的形式拉进心灵距离，以点对点的方式传递企业品牌信息，进而打动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收藏性为二次传播信息提供了必要基础，提高了传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