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说法

前言

各色人等

李逵的愚忠

改命的皂隶

细说“捕”“快”

由苏三说乐户

吝啬鬼的罕见大方

金莲、春梅不同身份不同命

玉楼、瓶儿的改嫁风波

什么是主仆名分

贾政一官两仆

善解官愁俏门子

“骂遍四方”真秀才

“叫化”来自“教化”？

恶讼师的形象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生财有道

西门庆靠什么发家

唐僧父亲的赴任风险

为什么说“一本一利”还清

“准折”违法

借、揭之别

“第三者”的行当

“合同”的来历

阿Q画的圆圈

“拾金不昧”

掘出宝藏该归谁

刑事有法

“午时三刻”杀人时？

“势剑金牌”的误区

“大块吃肉”与造反有什么关系

“夜入人家，非奸即盗”？

曹操“割发代首”是不是诈术

为何要“文死谏，武死战”

“急急如律令”

监狱“讨气绝”的奥秘

英雄为何等大赦

呆霸王的逃罪计

西门庆的砒霜

蛊毒的恐惧

火葬之禁

夜行违法

通奸罪的不同处罚

“勇割双头”

桃园式的结拜

验尸与复仇

前言

戏曲小说之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着丰富的人生，即使是神魔荒诞的故事，仍然是人生的一种投影。而每个人在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时，也就是在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所处的生活场景解读文学艺术作品。

法律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基本规则，人的一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受着法律的规范。法律的理念，法律的规定，作者以及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看法和态度，很自然地会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去。同时，文艺作品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观众对于法律的看法和态度。这种互动的发展演化，是各个民族特有法律文化体系的重要侧面。

本书就是对于中国戏曲小说中这种法律文化现象的解析。既包括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时代的法律现象，也包括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看法和态度，以及作品流传过程中读者对于这些法律现象、态度的解读。

文化好比是我们人类社会的遗传基因，它总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而始终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而且如同生物基因有着显性、隐性之分那样，文化基因往往也可以有显性与隐性之别：除了由思想家、政治家之类的代表性大人物总结发挥的那些重要的著作、法律、典章等等以外，民间日常的、大量的、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言传身教”，或许对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思维及行为方式有着更直接的作用。这种“言传身教”往往并不和大人物们的教诲完全一致，或许可以说是社会的“潜规则”。这种“隐性”的文化基因也和“显性”的文化基因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演变。但是其轨迹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难以复原，只是在各个不同时代的戏剧、小说、曲艺之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或许还能够找到蛛丝马迹。在对某一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测定尽可能详细的“社会基因”谱系以前，就号称要批判传统、改造传统，就有点像是试图滥用基因疗法，或许是将其显性基因完全批倒后却反而使隐性基因得以恶性发作也未一定。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阅读中国戏曲小说，相信这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读者们将会发现很多熟悉的故事情节还有其他的解释，其他的意味。从而可以有新的联想、新的发现，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些作品的印象。

郭建2007年1月

后记

每一本书都会讲很多故事，而每一本书本身也会是一个故事。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攻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后不久的时候，《读书》杂志上刊登过一篇读者来信，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水浒传》里“大块吃肉”大多是牛肉？这个问题触发了我对于文学著作阅读和法制史研究之间关系的兴趣，使得过去作为消遣的小说阅读，成了法制史研究另一种资料的来源。在以后的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及其传统习惯研究中，我就一直注意从古代的小说戏曲中，寻找当时民间习惯以及民众对于法律制度态度的资料，平时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也往往会以小说为材料来说明民间的法律观念和有关法律的习俗。多年下来，积累了不少心得。

我阅读面很杂，阅读小说多是囫囵吞枣，只注意故事情节的梗概，对于文字、细节描写很少注意。而我的太太是一位文学名著的爱好者，我的女儿也慢慢地成长为一名“文青”，她们对于文学名著的熟读和领悟，大大推动并帮助了我在这方面的构思和写作。

我对于文学史完全是外行，至于文学名著的版本考订之类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大康教授做了一个学期的同学，而他正是明清小说史的专家。

在课余时间我得到了他很多专业方面的教诲，受益匪浅。以后每当有了问题我首先就会想到他，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为我解答疑难。

2001年初，上海《文汇报》“笔会”专栏的余之先生觉得我的这些心得有点意思，叫我写出来拿到“笔会”上去发表，还为我在“笔会”开了一个“法文化谈”的专栏，这样我就陆续写了八篇送到《文汇报》，分别在当年发表。2002年我将这组文章挂到了《法律史学术网》上，北京的《人民法院报》编辑张先明先生见了，又和我联系，希望能够将类似的文章在该报发表。这样陆陆续续又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了十多篇。

在《文汇报》上开“谈”了以后，老朋友完颜绍元先生就向我建议说，可以将这些心得编成一本书。后来也有其他的朋友曾先后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还热心地向出版社推荐。受这些朋友的激励，我一直不断地积累这方面的资料，不过因为种种因素，撰写总是断断续续，成文的也是零零碎碎，一直没有正式成书。

2003年和2004年，台湾的实学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我的《衙门开幕》和《师爷当家》，当素未谋面的实学社主编黄验先生听说我有这样一个选题，就很感兴趣，借助网络与我频繁联系，提出了很多极富价值的建议。

2004年在网络上认识了吴洪森先生，他又推荐了我的这些心得，在香港《文汇报》的副刊版面上陆续刊登。

2005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12频道)的“法律讲堂”节目编导又来约我，建议将这些心得改编为法律文化电视讲座节目，形成了一个“故事与法”的节目系列，随讲随播，前后也积累了有几十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播出。

在电视台上开讲了以后，收到了很多出版社的来信来电，希望要与我合作，把这些讲稿编撰成书。而我当时正在和中华书局合作，应该社的建议，写一本介绍并以案例故事解说著名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的书。这本书的编撰方针几经周折，也称得上是好事多磨，最终在2006年的9月出版了《案发当时大宋提刑官的断案宝典》。在这磨合过程中，我很是佩服中华书局编辑夏文芳女士的专业精神，因此终于决定和中华书局合作，完成这本可称“旷日持久”的书。

可以说没有以上这些热心朋友的督促与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在此我要对这些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研究有关法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专著，也有同事劝我将这些心得改编为学术专著出版。然而我一直以为，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严密的逻辑推理研究往往并不合适。而文化、历史，也都是大得无边的概念，我们所能见到的、想到的，很有可能只是大海边的贝壳，从“贝壳一”或许可以推想到“贝壳二”、“海浪三”，但是要言之凿凿地断论从“贝壳一”只能达到“贝壳二”，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

记得当年进入复旦大学跟随叶孝信先生攻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先生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不得轻易下断语”。从小说、戏曲中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些特色，由于小说、戏曲作者真实意图、写作与出版的背景、传播者的意图与背景、广大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及理解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非常难以把握的不确定因素，要形成一个断论，实在是太困难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进行一些比较、推论。这方面的素材恰似一块土产的真丝面料，拿来做一件穿着随意的长衫，是很合适的，如果硬要把它做成一件笔挺的西装，那就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了。尤其是我已经过了“著书只为职称谋”的阶段，再要去套这件“西装”就更没有必要了。好奇心，我们的知识体系就是这种好奇探索的产物。激发这种好奇，让人们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与探索，远比告诉人们一些“过硬”的结论有意思得多。因此我但愿这本书能够使读者得到阅读与思考的快乐。

郭建2006年12月

　　戏曲小说之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着丰富的人生，即使是神魔荒诞的故事，仍然是人生的一种投影。而每个人在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时，也就是在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所处的生活场景解读文学艺术作品。本书是对于中国戏曲小说中法律文化现象的解析。既包括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时代的法律现象，也包括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看法和态度，以及作品流传过程中读者对于这些法律现象、态度的解读。　　本书是对于中国戏曲小说中法律文化现象的解析。既包括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时代的法律现象，也包括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看法和态度，以及作品流传过程中读者对于这些法律现象、态度的解读。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阅读中国戏曲小说，相信这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作者简介】　　郭建，1956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于复旦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并教授中国法制史。主要著作有：《古代法官面面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中华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丛书1999年9月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中国法文化漫笔》(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千秋兴亡.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春出版社2000年，本丛书于2000年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帝国缩影》(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国法制史》(第一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财产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案发当时一大宋提刑官断案宝典》(中华书局2006年)。2005年于中央电视台法治频道(12频道)的《法律讲堂》栏目以“故事与法”为名讲解中国戏曲小说中的法文化，受到广泛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