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国学

总序

前言

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史学方法导论

史料论略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

论所谓五等爵

姜原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夷夏东西说

周东封与殷遗民

性命古训辨证

序

引语

上卷释字

中卷释义

下卷释绪

前言

“同学”的热潮正在席卷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刻，我以为重温傅斯年当年不同于“国粹派”的“国学观”，似有必要。至少它提醒我们在“国学”研究中应该注意防止某些可能发生的偏向。

“国学”本意为中国之学或本国学术，这一词的使用最初应是针对外国学术或西洋学术而言。近代以后，由于西学的大量输入，作为与之对立的“中学”随之被人们频繁地使用，19世纪下半期，围绕“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洋务派、维新派都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经过一番讨论后所形成的主流意见或经官方认定的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挫辱，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难境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文化领域兴起一股“国粹派”势力，他们受启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提倡挖掘“国粹”，以激励种性。作为“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如是解释他们的宗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国粹派”以《国粹学报》为核心阵地，在上海设立国学保存会，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讲国学，倡国粹蔚然成风。这种学风俨然成为一派章太炎派，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股势力。民国初年，章太炎的弟子陆续北上进入北大，取代原在京师大学堂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可见其力量之盛。从历史的角度看，“国粹派”提倡研究国学，讲求文字训诂，在学术上自有其地位。但随着新旧文化替换的急速进行，“国粹派”逐渐也显示出其过时的老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的挑战，也隐然包含着对以章太炎为精神灵魂的“国粹派”的超越。胡适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即在学术上对章太炎的一次挑战。五四时期，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作的识语中明确表达了不同于“国粹派”的意见，也是在“章太炎派”外别立一帜。傅斯年提出自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运命和盘托出了。”“((4)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5)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五条意见，条条都是针对“国粹派”而发，反对“追摹国故”，提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讥讽“保存国粹”不成一名词，提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输入新知”比“研究国故”更为重要，极为鲜明地表现了新文化派对“国粹派”不屑的态度。这是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中第一次明确反对“国粹派”的立场。实际上也是他与章太炎派决裂的开始。

一九二○年以后，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以后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浸泡于西方学术之中，使他对现代学术的科学性有了更深的体验。这些新的学术经验，在他留学时期与胡适、顾颉刚的通信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先后执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在学术上的行政才干和躬行自己的学术理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建设新的历史学的基本构想和思路，其中不乏对过时的“国粹派”和新近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这就实际上要求新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划清自己与“国粹派”、“国学院”甚至“整理国故”这些带“国”字号的学派、学术机构和学术运动的界限。将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世界视域之中。

在《旨趣》中，傅斯年表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须注意吸收西方学者的长处。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领域，傅斯年提醒人们，西方学者表现出许多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专长，如重视挖掘和使用地下考古材料、文物材料，重视研究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有规模的注意。”“如希拉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来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值得效法和借鉴的。换句话说，被我们称之为“国学”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为我们国人所专有，西方学者由于具备近代科学的眼光，在治学上亦有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地方。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喊出了三句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那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这是傅斯年对史语所同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国学”观。以这样一种观念为约规，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真正突破了传统的“仁义礼智”的儒家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质，并在世界视域内与欧美、日本同行展开学术竞争，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局，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

欧阳哲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后留学英国、德国。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兼文科主任，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东北史纲》、《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史学方法导论》等。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东北史纲》、《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史学方法导论》等。　　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局，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西南联大教授、台湾大学校长。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被誉为学术界的“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