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前言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阴靜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

　　《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兼容并包，出入经史，旁涉道玄，最后归宗文学；从文化形态来看，全书洋溢着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币这些又都深融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之中。　　首先，《文心雕龙》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说明文学问题的观点都加以采纳。至于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则不外儒道两家，两家又有区别，即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道体儒用、体用结合，是《文心雕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哲学精神在刘勰书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体用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体”指最高指早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儒、道两家哲学代表了先秦诸子学说的最高成就，道家哲学属于处柔守静、返本归根的本体哲学；儒家哲学属于崇学尚行、建功立德的致用哲学。刘勰论文一方面要“寻根”、“索源”，探讨文学之本，所以标榜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赞圣”、“设教”，发挥文章之用，因此抬高儒家圣人之道。《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其主旨即是论文之体用。纪评：“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明其当然”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明其本然”指文学的抽象本体。载道设教，尚行重用，为儒家道统；原道溯本，谈天说地，是道家趣旨。刘勰要论文之本原，必借道家思想以补儒家不足。同时，刘勰要论文之效用，又必以儒家之说克服道家的缺失。而《文心雕龙》中洋溢着的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是以儒道哲学为思想材料，在魏晋玄风中孕育形成的。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其次，《文心雕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文论著作，全书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始有终、有盛有衰的过程。史家自觉地从整体的发展的角度把握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这一意识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认为《春秋》意旨精深，文字简约，所以左丘明就根据“原始要终”的原则，“创为传体”，“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文心雕龙．史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将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努力从变化发展的全过程来认识历史，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史记>>成功的关键所在。刘勰非常重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史传》强调：“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除《史传》篇论述“原始要终”的史学意义外，在其他篇目里刘勰还进一步总结了它在文学上的意义。《章句》：“原始要终，体必鳞次”；《附会》：“原始要终，疏条布叶”；《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在《序志》篇，刘勰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工作要求。　　复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持一种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上，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中。钱穆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子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渗透各个文化学派的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所说的“道”和“文”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天道一一人道；天文一一人文。天道与人道相通，本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因为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从万物到人)，均为阴阳二气所化育，同体自然生命之大道；天文与人文连贯，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因为无论是天地之文还是人心之文，都表现出造化的生命精神，而最终又都切合于自然之道。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具体沟通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呢大致说来，约有三法：一是借《周易》作中介，贯通天道人道；二是以“三才”为前提，论证天人一体；三是用“圣人”作纽带，联结天文与人文。　　最后，《文心雕龙》中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追根溯源都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有关。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它深融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说：“具有自己制度与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中国文化的思维六式虽有多种，但最基本的样式莫过于分而为Z-、执两用中的“中和”方式。刘勰继承了这种“分两尚中”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弥纶群言”，写作《文心》。他论文力主“折衷”，反对“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奏启》)的极端做法，认为“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章句》)，《序志》篇还特别申明《文心》是本着“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写作的。“折衷”的前提是“执两”，只有对事物的两端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势》)，才能处理好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实现“以裁厥中”(《附会》)的目的．因为物的发展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度，事物就发生质变，向反面转化了。所以，刘勰在分析具体的文学问题时，总是采用分两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对文学问题分而为二，兼解俱通，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体与术、质与文、才与学、奇与正、古与今等；另一方面在分两兼解的同时，又强调“能执厥中”(《封禅》)，力求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刘勰的艺术辩证法。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成果众多。其中文注释方面，清代黄叔琳注和纪昀评的《文心雕龙辑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最流行；字句校勘方面，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最重要；理论研究方面，近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今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最著名。研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