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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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

索尼娅

某种东西的了结

巴厘岛女人

洪特尔-汤普森-音乐

夏屋，以后

暗箱

在奥德河的这一边

前言

一九九九年对德国文坛具有特殊意义，在二十世纪终结之年，德国文学新世纪的开端提前到来：延宕多年之后，君特.格拉斯实至名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德国文坛春潮涌动，大众媒介一片对文学“大觉醒”的欢呼，其成就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捷报”、“叙述艺术的年轻狂徒”、“君特.格拉斯的继承者”乃至“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说辞纷至沓来不绝于耳。这类对德国文学未来充满信心的预言并非一厢情愿，或仅仅是“格拉斯效应”使然。文学作品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仅以一九九九年德国图书市场为例，在80799种出版物中有12.4%是文学类书籍。一大批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吸引着庞大的读者群。这些新人年纪虽轻，却已显现大师风范，书店往往对其作品独辟专架，以展示新一代作家的傲人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作家不仅大多相当年轻，有的甚至极为年轻，而且其作品既获得专业评论家肯定，也赢得了广大读者青睐。纯文学类作品在德国初版印数至多不过五千本的常规被打破，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万册的作家不乏其人。影剧院也纷纷上演他们的作品。一时间，真可谓形成了另类“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君特.格拉斯终于有了一批年轻作家承其志业。

在一片欢呼声中德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标志性变化在于，这批大异其趣的作家和作品不仅以年轻、新颖为其共同点，作品内容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处理的题材未必再与犹太大屠杀等有关，而是对德国当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蕴涵的意义和启示给予更多关注和探索，而这一切与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并非没有关联。当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出生的作家如莫妮卡.马隆、马丁.瓦尔泽、克丽斯塔.沃尔夫等尚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回顾和对德意志民族心理状态的反思时，众多一九六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似乎能够摆脱这种负担，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大地上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遗留下来的众多顾忌和羁绊。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顾忌和约束使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的重话。与老一代作家背负历史的沉重相反，新一代作家自视为新的文学的后继者，他们重新发现了叙事艺术，重拾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缺乏的。他们并不惧怕“陈词滥调”和丰富的感情，对好的故事兴趣盎然并且没有任何顾忌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从而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满足了读者不分时代，追求美好故事的阅读欲望。难能可贵的是，新一代作家对他们的前辈及其传统知之甚深，这一点提高了他们作品内涵的密度。他们的文字特色鲜明、比喻丰富，写作技巧高妙，布局精心铺陈、读来引人入胜，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使德国当代文学重新成为国内外广泛谈论和关注的话题。

……失败、失落、失魂的经验；不确定、不可名状的渴求和欲望；迷惘、彷徨、无望、忧伤……这一切看似虚无飘渺，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夏屋，以后》全书的基调。这种基调是挽歌体的，似乎没有什么能令作者惊异，正因如此也没什么必须加以谴责。作者所描绘出的这幅贫乏苍白感情的静物写生，“几乎是德国整个一代人的状况和情绪的表达”。

这一出自当今德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论断，部分解释了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产生巨大反响的原因，同时构成了解读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在她笔下，历史的沉重让位于个人的心灵的沉重，她让新一代人登台亮相、张口说话。“新”之所在，缘自他们无拘无束，随便自然，不抱幻想，冷静现实，没有多大期待地走自己的路；缘自他们并不因没有父辈信仰过的远大理想和乌托邦而自惭形秽或不自在；缘自作者对这类现代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完整性和他们对事物短暂易逝的感受的描写，在这个意义上，尤迪特.海尔曼表达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

当然，她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德国的青年一代，在她笔下，也有着寄身异域冰天雪地中的巴厘岛女人和纽约贫民公寓里孤独的老人。冷静的笔触后面，可以感到作者悲哀而无奈的目光。

在尤迪特.海尔曼所描述的种种当代人的不安情绪中，读者会在平铺直叙中领会到渗透其中的人生感悟，几多思恋，几多哀愁。平淡无奇中，让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人在天底下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富足带来了便利和享受，但并未带来人们渴望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安慰，幸福在哪里？人们启程找寻幸福，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恐怕我们就像尤迪特.海尔曼在访谈中用以自况的西绪福斯一样，过程就是目的，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难以持久存在；或者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孜孜以求的动力去追求探索，或者……任国强二00六年十月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