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传论

引言

第一章命运的暗示

第二章“少年布尔什维克”

第三章“青春万岁”

第四章“恋爱的季节”

第五章“轩然大波”

第六章“去新疆好不好”

第七章“两间余一卒”

第八章“逍遥游”（一）

第九章“逍遥游”（二）

第十章“再也不能等下去”

第十一章“回到文学界”

第十二章“布礼”（上）

第十三章“布礼”（下）

第十四章“蝴蝶”的寓言

第十五章“风筝”的故事

第十六章“真正的小说”

第十七章“难忘难记”

第十八章“世情书”

第十九章“且将故事说浮生”

第二十章“如诗的篇什”

第二十一章“最痛苦的作品”

第二十二章“来劲”

第二十三章说不完的“稀粥”

第二十四章“无心修饰的散文”

第二十五章“其实是个诗人”

第二十六章“学者化”

第二十七章无尽的“季节”（上）

第二十八章无尽的“季节”（中）

第二十九章无尽的“季节”（下）

第三十章王蒙的人生哲学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前言

很多人说过，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这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是因为他(或她)的创作连同他(或她)个人的一切，包括他(或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都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很难料定，因此也就很难给传主下一个盖棺论定的断语。这也可能犯了传记类文字的大忌，因为一切记录历史的文字从来就是为过去的人、事预备的，当代的人、事是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方面。这正如争论了多少年的当代文学能否成“史”的问题，争论归争论，分歧归分歧，当代文学仍然在许多场合要以_‘‘史”的面目出现，．而且论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日见提高。似乎就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怕冒这份风险。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实在是因为对当代文学作“史”的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诱惑。而且一切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史”的基础。“史”、“传”本为一体之物，“史”的诱惑，捎带着也影响了传记写作，使当代作家传记也成了一个如法朗士所说的灵魂“探险”的场所①。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与过去时代的人、事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的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虽则近距离的对话因为置身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情境，难以保持适当的审视距离(似乎又犯了史家一忌)，但毕竟看得真切，看得实际，可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之弊。这样，相对于与时空距离久远的古代人、事的对话而言，与当代人、事的对话，自然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拒绝当代人、事的诱惑，当代的人、事于是也就具备了进入历史的条件和依据。

为当代作家作传，无疑也存在着这种近距离的对话所造成的在场感的诱惑。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决定写作这本《王蒙传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能满足我的当代文学研究兴趣的理由吧。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代作家对传记写作都存在着这种诱惑。亦即是都会唤起写作者与之对话的欲望和冲动，都会引发写作者为之作传的兴趣，都有为之作传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它的理想对象，极有可能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即他(或她)自身的创作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点，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同时又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性趋势，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某种独特性的标志。通过他(或她)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不但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因而，与他(或她)的对话，就不是与一个时代的个别作家的对话，而是与他(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的对话。

后记

这本书从2003年初起笔，断断续续写了五年。我不敢说五年磨一剑这类矫情的话，但五年来，本书的写作一直萦绕于心，却是实情。当然，这期间除了常规的教学工作和缠身的杂务，在科研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包括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算是为本书的进展缓慢找到了一个托词。现在，我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于是就想到把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在这里向读者作一个交代。

2001年，我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社科基金项目，名称叫“当代文化视野中的王蒙研究”。我对王蒙研究产生兴趣，已如本书“前言”所述，但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王蒙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涉及面广，作品量大，总数近千万字，仅就阅读一项来说，就是一件不那么轻松的力气活。而且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般都没有很强的故事情节，需要反复多次细读，才能把握其流动的思绪。他的“季节”系列，我竟读过五六遍之多。我感到只有通过这样的反复细读，才能有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我的写作，就是建立在这种细读的体会之上的。不仅是对他的作品，对他的人生经历，我也是采取这种细读的方法，力求从中读出一点滋味来。不过，最后写出来的体会，在书中却有侧重：前半侧重论人，即述其生平经历；后半侧重论文，即解读其各体创作。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王蒙前半生大起大落的经历本身，就是当代中国一个时期的历史缩影，而他复出文坛以来的经历，虽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但却主要是通过他的文学活动和各体文学创作，显示其独特的也是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的。又因为这后一时期离我们太近，甚或就在当下，对传主的许多人生经历，难以遽下判断，故以解读固定的文本，颇能显示其客观性。为保持相对独立的判断，笔者甚至也放弃了对传主的采访和向相关当事人征集资料的捷径，主要以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为准。这其实是一种最原始的实证研究的方法，王蒙最近出版的三部自传，大体上印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这多少让我感到了一点欣慰和自信。

五年来，王蒙的作品和各种相关研究资料，摆在我的案头，堆积如山，令我常常感到一种有形和无形的重压。我的学生或同事，一次又一次在我的书房看到这些书籍和资料，问起写作进度，常让我有一种难言的惶惑之感。但我又极愿这过程如此这般地慢慢延续下去，这心情是写别的学术论著所没有的。记得当初写作本书时，我引用过作家陈村的一句话，说王蒙对写传记的人来说，既是个“圈套”，也是个“诱惑”，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所感到的，却是被“诱”进这个“圈套”所得的快乐。这我得感谢王蒙，也得感谢他的生平和作品。

书稿写成后，承蒙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王泽龙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李俊国教授和本院樊星教授拨冗评审，给予了许多鼓励，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书名初题《幻化的蝴蝶王蒙传》，王泽龙教授建议改“传”为“传论”，从王说，乃有现名。远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王蒙研究所的温奉桥教授和丁玉柱教授，虽未谋面，但他们却不断惠我以新著和资料，多次邀我参加会议，且让我列名《王蒙研究》编委，如此盛意，令我感动。湖北大学周新民博士为本书写作下载、复印过诸多资料，中山大学张均博士及时为我从广州购寄《王蒙自传》，使我得享先睹之快。

　　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王蒙的生平和创作的专著，全书共三十章，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文字、精辟的分析描述了王蒙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活动及其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并借以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学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对王蒙研究有新的拓展，具有很高的文学、历史、文化价值。　　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