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年代:2012
定价:32.0
本书是一部书信集。文中记述了20多位时下各个学术思想领域的先锋人物,请他们每人写一封信件,给心中的“那个人”,借以表述心底的一份疑问、一份敬意以及隐喻其中的伤今之意。对应的20多位私信的接收者均是思想、文学界或科学领域的顶级人物,有孔子、墨子、牛顿、袁世凯和梁启超。他们的地位高显才能卓越,面对今天的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思想尽可穿越。
一次精神穿越之旅
我想邀请一些名家,给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写信,用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呱唧呱唧说了好多名家的名字。
编辑部短暂沉默。
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这个想法的各种操作方式。我还在沉默,心想怎么圆说这个貌似不太靠谱的冲动想法呢?
杨照 @ 孔子 致豁达、开朗、叛逆的仲尼
你非但不是个无趣保守、一天到晚订规矩的人,你还是个豪迈自在、开朗豁达而且具备幽默感的人。不然你身边不会聚集那么多不同个性的学生,心甘情愿跟着你流浪吃苦。我的成就感就来自于认真地帮长久以来被误会、被冤枉的你,出了一口气。
余世存 @ 墨子 致墨子
您不是没有机会赚取生存的物质条件,您游说楚王打消了侵略宋国的念头,楚王读了您的书,虽然不愿实行您的主张,但愿意包养您,后来还要给您五百里的土地。您推辞了,“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话说得多好啊。
周泽雄 @ 韩非子 致韩公子非
您的学说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一位贪婪君主的潜能,借助这种潜能,您实际上仰仗了一种理论上趋于无限的恐怖力量。任何一个有资格以“朕”自称的家伙,都可能被您的说法引逗得蠢血沸腾、心花怒放,就像秦王乍睹大作时那样。
周实 @ 陶渊明 致靖节先生
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想适从也难得适从,要适从也适从不好。
王学泰 @ 杜甫 致杜甫前辈
三十多年前,我们摆脱了“安贫乐道”的错误,中国发展繁荣了。无数的物品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现在中国人面临的不是商品短缺,而担忧的是库存太多,考虑的是如何把物品卖出去、消费掉。城市、乡村到处都是新房子,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肖复兴 @ 陆游 致陆放翁先生
在您的《剑南诗稿》的最后一页,紧挨着《示儿》的前一首,也就是您生命中写下的倒数第二首诗,常常被人们忽略。您还记得吗?这首诗的名字叫《梦中行荷花万顷中》。您是这样写道:“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月王风露郎。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
江晓原 @ 牛顿 致牛顿爵士
中国公众先读到含有“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之类儿童故事的普及版——相传是一个苹果落在您头上而启发了您的万有引力理论,不过有学识的人士通常不相信真有此事;再读到科学主义的励志版——您被描绘成一个为科学献身的圣人,为了研究科学,您居然连自己吃没吃过饭也会搞不清楚。
蓝英年 @ 果戈理 与果戈理的对话
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的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吴岳添 @ 法朗士 致尊敬的法朗士先生
为什么自己赤诚待人,却始终被别人视为异己?您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在最后一部回忆录《如花之年》的《后记》里无可奈何地叹息:“我只能说我是真诚的。我再说一遍:我热爱真理,我相信人类需要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更需要谎言,因为谎言能欺骗和安慰他,给他以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谎言,人类就会在绝望和厌倦中灭亡。”
马勇 @ 袁世凯 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
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
俞晓群 @ 张元济 致张元济前辈
在1958年,也就是您去世的前一年,当顾廷龙、蔡尚思等人去您的家中,请您鉴定谭嗣同先生手迹的时候,您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画,表示谭氏是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一生的痛啊,怎么会一朝化解呢?
邵建 @ 梁启超 致梁任公
以民主为诉求的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相反,这个民族正是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即把原本可以通过宪政解决也临近解决的皇权专制推进为现代党化形态的威权专制乃至极权专制。因此,这一段历史可以这样具结,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解玺璋 @ 梁启超 致饮冰室主人
最让我感念和受教的,还是先生至老不稍衰的哀时忧国的情怀。先生一生数变,但爱国、救国的赤子之心始终不变,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斯人也,国之元气”,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阿丁 @ 布尔加科夫 致亲爱的布尔加科夫大师
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
谢志浩 @ 梁漱溟 致梁公漱溟的一封信
令尊梁公巨川,虽做到晚清内阁中书,但非常厌弃腐儒,所以,不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是送入中西小学堂,真是别具只眼,无形之中,培养了先生带着问题读书的人生趣味。先生由佛入儒,亦佛亦儒,具有先秦儒家的风格,难怪在“军调”时期,马歇尔将军短暂接触先生,就对先生的翻译叶笃义说:“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的甘地。”这是先生儒家本色的自然流露。
徐庆全 @ 周扬 致周扬先生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你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谢泳 @ 储安平 致储安平先生
丁酉之年,您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点意见》的发言中,用了早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时创造的一个词“党天下”,您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但那篇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叹,这篇文章没有过时。
蒋方舟 @ 张爱玲 致张爱玲小姐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而都非常孤独寂寞。
刁斗 @ 格里耶 阿兰·罗伯-格里耶先生收
我喜欢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三十年了。以前还有喜欢的理由,后来就没了,光剩下喜欢。喜欢他成了我的习惯。恋爱的时候我就这样。我们已约好了地狱里见——地狱热闹,比天堂好玩,或如你所说,你游逛的那个世界和我混迹的这个世界都像迷宫,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因此,原本也就没什么天堂。
崔卫平 @ 赵越胜 致赵越胜兄
如果要我回答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那么我要说,这种关系包含在艺术家与自身的关系之内。正是这种与自身的关系,体现了艺术的伦理。一个人对自身诚实,才能够对这个世界保持诚实。忠于自身的艺术家,才能够忠于这个世界。即使这个人的作品暂时不被周围环境所接受,但是如果他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必然包含了一种道德在内。
赵越胜 @ 崔卫平 和崔卫平谈纳粹美学
希特勒是学美术出身,对各类建筑极有兴趣。他的建筑美学核心观念就是“大”,大到让人在建筑面前化为零,从而也在这些建筑物的主人面前化为零。他曾和施佩尔计划修建一座新的总理府,他的办公厅面积要大到九百六十平方米。那些本人并不伟大的专制暴君就是要靠这些外在的“大”来支撑自己。希特勒以为只有历史上留下来的建筑才能使人记住那个时代。
周海滨 @ 张治中 致张治中先生
发言至此已经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而你还要最后信誓旦旦地说:“今天谁要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活国民党反动统治,像我过去和旧国民党有过长远深切关系的人,我首先就誓死反对,因为我还懂得爱国,我不能容许任何反对分子碰一碰我们国家的命根子,因此,我要坚决地反对右派!”
黄道炫 @ 蒋介石 给蒋中正先生
败退台湾后,出于对毛泽东的痛恨,你常常骂毛泽东是毛毛虫,如同孩子一样,想着像踩死一只毛毛虫一样踩死毛泽东。可惜,那只存在于你渐渐老迈的思绪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第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的人。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在对岸的夕阳残照中,可以想象,有多少凄清写进你的心头。
史航 @ 孙犁 致孙犁先生
也许这几十年的经历,让你有时候是闲坐悲君亦自悲,总有物伤其类的伤感,有时候害人者遭了点时代的报应,你也一样是哀矜勿喜,所以,简直没有可以喜悦的契机。
“我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帮助朋友,同样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甚至不能自助。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感情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历史上许多美丽的故事,摔琴啊,挂剑啊,都是传说,而且出现在太平盛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
《私信@他们: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部书信集。文中由学者、作家、媒体人、出版人等二十多位专业人士,请他们每人写一封信件,给心中的“那个人”,借以表述心底的一份疑问、一份敬意以及隐喻其中的伤今之意。
对应的二十多位私信的接收者均是思想、文学、科学等领域的大家,有孔子、墨子、牛顿、果戈理和梁启超等。
这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能碰撞出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思想尽可穿越。
1.《私信@他们: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图书,邀请二十多位文化界人士,以给历史先人写信的方式,借以提出一点疑问、表达一份敬仰、实现一次精神穿越……
2.这些私信里面,有些是专业研究者写给研究对象的告白,比如谢泳写储安平、马勇写袁世凯,邵建写梁启超,都是在书斋里琢磨了好些年,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例如邵建说:“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也有些私信属于在现实生活中受够了烟熏火燎,需要去历史中找个前辈倾诉一下,不能叫借古讽今,多少也有些以史为鉴的意思。周实对陶渊明说:“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这些话写给谁看的呢?只能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躺着也中枪。
3. 写这种公开信还有个问题,就是行文中得考虑穿插叙述性质的话,以防读者看得晕乎。可以发现,当收信对象是很古的古人时,给读者介绍此人情况的话反而不必多说;而越是离当代近的人,比如民国人物和经历过1949年以后那些政治运动的苦命文人,关于他们的纷纷扰扰就得耐心解释,但又总是欲说还休。谢泳追问:“安平先生,您在哪里?”黄道炫讲了蒋介石写在日记里的心路点滴,以及蒋在不同时期对政局的看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在短短一封信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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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 | 北京 | 出版单位 | 新星出版社 |
版次 | 1版 | 印次 | 1 |
定价(元) | 32.0 | 语种 | 简体中文 |
尺寸 | 21 × 15 | 装帧 | 平装 |
页数 | 印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