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

前言上篇 和谐城市化的巨大挑战　第一章 千年等一回的起飞　　一、中国城市化的外部动力　　　1. 全球化推动的中国城市化　　　2. 不可逆转的加速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加入了全球城市竞争 二、大城市与大城市群时代　　　1. 大城市驱动的经济增长　　　2. 大城市群浮出水面　　　3. “移山填海”缓解人与自然矛盾　第二章 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　　一、中国城市化的“弓弦模型”　　　1. 迅猛的经济城市化　　　2. 滞后的社会城市化

前言上篇 和谐城市化的巨大挑战　第一章 千年等一回的起飞　　一、中国城市化的外部动力　　　1. 全球化推动的中国城市化　　　2. 不可逆转的加速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加入了全球城市竞争 二、大城市与大城市群时代　　　1. 大城市驱动的经济增长　　　2. 大城市群浮出水面　　　3. “移山填海”缓解人与自然矛盾　第二章 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　　一、中国城市化的“弓弦模型”　　　1. 迅猛的经济城市化　　　2. 滞后的社会城市化　　　3. 拉满的弓弦：两种城市化的张力　　二、中国城市化的国情特点　　　1. 远多于欧美的人口　　　2. 远少于欧美的人均资源　　　3. 脆弱的生态环境　　三、断裂中的起飞　　　1. 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2. 城市化打开潘多拉盒子　　　3. 亟待修复的社会断裂　第三章 加速城市化的社会风险　　一、加速城市化的前车之鉴　　　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共产党宣言》　　　2. 巴黎改造与巴黎公社起义　　　3. 工人超时工作与“五一”大罢工　　　4. 空想社会主义者营建和谐社会的试验　　　5. 城市“拉美化”的危险　　二、“国际化大都市”的随形之影　　　1. 京津冀：大规模贫困带世所罕见　　　2. 长三角：大建设、大拆迁　　　3. 珠三角的“巴黎郊区”在哪里？　　三、贵族城市化的不归路　　　1. 城市掉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2. “中国可能成为最大建筑浪费国”　　　3.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拆迁浪费国　　　4. 过度消耗资源，危及经济安全　　　5. 贵族城市化的理论纲领　第四章 “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　　一、两种视角、两种主体　　　1. 国家工业化、民间工业化　　　2. 警惕城市化的大跃进　　　3. 城乡差别如何才能缩小？　　　4. “大河有水小河满”么？　　二、民间城市化的大潮涌动　　　1. 进城使亿万农民改变命运　　　2. 务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3. 建设是参与城市化的有效手段　　　4. 农民参与的城市社区管理　　三、“国家城市化”摧枯拉朽　　　1. 强化了国家工业化下的城乡二元结构　　　2. 政府垄断土地发展权，城乡居民被剥夺城市化的主体地位　　　3. 流动人口的政治权益缺失，上亿公民无人代表　　　4. 超越现实的城市发展目标，简单的行政命令　　四、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的互动　　　1. 两种城市化的特点　　　2. 有效互动：托起城市化的起飞　　　3. 挤压排斥：加剧社会断裂的危险下篇 城市经营的可贵实践　第一章 城市经营的时代背景　　一、全球城市竞争中的政府再造　　　1. 全球消费者消费全球城市　　　2. 发达国家政府再造的四种模式　　　3. 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　　　4. 从私有化到PPP(公共与民营间的伙伴关系)　　　5. 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新公共服务”　　二、中国城市经营的内在需求　　　1. 基础设施欠账严重　　　2. 城市政府财政拮据　　　3. 公共经济效率低下　　三、中国城市经营的客观条件　　　1. 国情条件：农民能对城市“用脚投票”么？　　　2. 宏观契机：为什么都是19987　　　3. 体制背景：“诸侯”与“王爷”的博弈　　　4. 个体突破：大连做了什么？　　四、城市经营中传播的理念　　　1. “城市是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城市需要经营”　　　2. “盘活城市的资产，变存量为流量”　　　3. “城市本身是最大的国有资产，其重要体现是城市土地”　　　4. “城市不是免费午餐，公共产品要尽量成为城市商品”　　　5. 城市的发展，需要统筹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负担　第二章 政府资产经营：城市经营的起步　　一、公共产品、公共经济　　　1. 从摇篮到墓地　　　2. 公共产品　　　3. 从公共经济看城市经营　　二、公共经济需要改革　　　1. 民间造市风风火火，政府营城冷冷清清　　　2. 公共产品也需要经营　　　3. 经营的目的是公共利益　　　4. 四种物品在空间中的组合　　三、城市经营，经营什么？　　　1. 第一象限：国企退出竞争领域　　　2. 第二象限：公共事业市场化　　　3. 第三象限：显化公共资源的价值　　　4. 第四象限：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　第三章 资产经营功不可没　　一、支持了地方宝贵的发展热情　　二、赢得了城市建设宝贵的时间　　　1. 中国城市竞争力显著提升　　　2. 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局面开始缓解　　　3. 公共空间质量迅速提升　　三、城市政府资产负债结构优化　第四章 资产经营出了什么问题？　　一、竞争领域“退”而不“出”　　二、公用事业监管滞后　　三、不完全的土地市场　　　1. 批租制的五种透支　　　2. 土地经营并非一本万利　　　3. 房地产租税体制需要平稳过渡　　四、公益物品投资轻重缓急失调　　五、政府举债的风险　　　1. 信贷资金财政化　　　2. “贷款买一条回头路”　　　3. “干部考核少一个重要指标”　第五章 从城市经营迈向公共治理　　一、城市经营面临的新环境　　　1. 粗放经营之路走不远　　　2. 宏观调控不可避免　　　3. 财政压力缓解，改革动力不足　　　4. 部门改革滞后，城市经营艰难　　　5. “三农”问题转向新主题　　二、地方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使命　　　1. 城市化需要企业家型的地方政府　　　2. 城市经营要防止政府的公司化　　三、将公共治理的创新进行到底　　　1. 重新唤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2. 防止“出以公心”的失误　　　3. 路子对，步子也要对　　　4.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参考书目部分图片引用来源后记：让中国城市化成为世界的福音

中国的城市经营与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本书正是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断裂中起飞，我们的社会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城市化，如果仅有国家城市化我们的社会就只有加速断裂一途，我们需要民间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良性互动，而城市经营更需要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地方公共治理。 全球化推动中国进入加速城市化。但经济城市化超前、社会城市化滞后，犹如一张拉满的弓，更紧会断裂，迅速收拢会落入“拉美陷阱”。着眼于提升城市竞争力、提高公共经济效率的政府资产经营，优化了政府资产负债结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绩，但也因忽视公平与正义，考导致政府公司化的危险。让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协调互补，让农民参与城市化的进程、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提升城市公共治理的水平，才能走上有竞争力的和谐城市化道路。

后记　　加速城市化考验着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未来。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将这个过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　　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逼近44％，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一场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迁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言外之意这巨大的影响是不是积极的还看不准。　　繁荣和强大并不等于持久，并不等于会造福人类。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响警钟：“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科特金指出了城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与繁荣，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之后，是西方城市而不是东方城市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航道，他的解释恰恰在于东方城市缺少这种神圣性：“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东方都市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每一个朝代发展初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历史到了乾隆末年以来，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既非秦以前的“ 中国之中国”，亦非自秦至清的“亚洲之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鸦片战争第一次动摇了千百年来中国城市对待周边番邦小国的“自傲感”，中国人从自来水、邮政局到电灯、煤气，从规划建筑到市政管理，一步一步地发现了古代形态城市的不足，并起而行之，发奋自强。在20世纪尽管经受了内忧外患与战乱阻遏，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从反侵略战争中凝聚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并在世纪末最后的二十年中主动对外开放，自主地推进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的快车道。人民求富、国家求强、城市求变，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是领跑城市的兴衰更替。芒福德说，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规模和增速并不等于新的文明。


　　后记　　加速城市化考验着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未来。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将这个过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　　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逼近44％，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一场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迁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言外之意这巨大的影响是不是积极的还看不准。　　繁荣和强大并不等于持久，并不等于会造福人类。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响警钟：“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科特金指出了城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与繁荣，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之后，是西方城市而不是东方城市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航道，他的解释恰恰在于东方城市缺少这种神圣性：“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东方都市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每一个朝代发展初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历史到了乾隆末年以来，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既非秦以前的“ 中国之中国”，亦非自秦至清的“亚洲之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鸦片战争第一次动摇了千百年来中国城市对待周边番邦小国的“自傲感”，中国人从自来水、邮政局到电灯、煤气，从规划建筑到市政管理，一步一步地发现了古代形态城市的不足，并起而行之，发奋自强。在20世纪尽管经受了内忧外患与战乱阻遏，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从反侵略战争中凝聚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并在世纪末最后的二十年中主动对外开放，自主地推进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的快车道。人民求富、国家求强、城市求变，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是领跑城市的兴衰更替。芒福德说，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规模和增速并不等于新的文明。　　当中国城市化率接近44％的时候，山西黑砖窑事件正在拷问道义的底线。如果面对这种底线我们的回答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敷衍塞责，我们就无法确定城市化能否为中国带来持续繁荣？无法回答城市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开辟光明的未来？ 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充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道德的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待遇，在政府公司化的囚徒博弈中成为牺牲品。传统的社会治理前所未有地遭遇挑战。城市时代里，公共问题常常以突发、极端、系统、大规模的方式表现出来，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在北京SARS、松花江污染、无锡太湖水污染中，危机来临时完全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社会却无法启动自组织系统。随着城市越来越大、系统越来越复杂，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是否可持续？ 政府的本能是将自身越做越大，帕金森定律和黄宗羲定律是铁律，税收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年复一年的审计风暴背后的无奈正印证着科特金的警钟。作为城市经营中的领导者，为数不少的书记、市长在腐败中落马。他们既不缺少聪明才智，也不缺少施政的魄力。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政界强者们，内心缺少安全感、缺少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独孤寂寞，脆弱到了向封建迷信寻求精神支柱，向金钱寻求安宁的地步。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和谐放眼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人类五分之一的成员在还生态的欠账。经济学可以解释人们奔向城市的理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亚当·斯密之手”在推动着城市化。但是如果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城市化，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的大潮还来自生态的压力。生态压力是推动城市化的另一只手。我们可以称之为“ 马尔萨斯之手”。人类的数量从1927年的20亿到1999年的60亿，正以倍增的速度迅速地挑战极限，但是20世纪中新增人口中的多数进入了城市。占陆地面积2％的城市中，居住了地球一半的人口，耗用全球生活用水量的65％，工业木材总用量的76％，排放全球二氧化碳总量的78％(《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报告》)，说明当下的城市化生存仅仅省地、并不节能。中国人如果心中满是“美国梦”，地球的未来会怎样？ 因为人道主义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说：“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21世纪对人类来说弥足珍贵，对中国则更是任重道远。中国能否认清白己在加速城市化中的使命，将自己在前城市化的千百年中形成的和谐共生的智慧，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融合起来，能否从剧烈的动荡中使精神重获解放和救赎，能否令我们的国民获得精神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能否开辟一条和谐城市化的道路，使人与人和谐、城与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事，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可以想见，一个造福世界的城市中国，决不仅仅因为它的强盛和迅速的增长，而是因为它找到了道义的出路，将文明引向可持续的未来。果能如此，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世界的福音。

显示全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