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与教堂

第一章 浙江模式及其研究

第一节 浙江模式：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

第二节 浙江模式的研究

一、浙江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三节 “韦伯命题”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四节 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一、韦伯文化分析的两个层面和两个要素

二、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一种经济社会的微观分析

三、韦伯式、格兰诺维特式分析框架的结合：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四、经济系统与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五、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意义

第五节 本书架构和研究方法

一、本书架构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 浙江模式及其研究

第一节 浙江模式：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

第二节 浙江模式的研究

一、浙江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三节 “韦伯命题”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四节 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一、韦伯文化分析的两个层面和两个要素

二、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一种经济社会的微观分析

三、韦伯式、格兰诺维特式分析框架的结合：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四、经济系统与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五、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意义

第五节 本书架构和研究方法

一、本书架构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

第一节 建立一个基于“制度-世界图像”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类型

第二节 “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一、韦伯的中西方“制度-世界图像” 比较

二、“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第三节 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

一、教堂模式

二、祠堂模式

第四节 基于“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的心理、行为及制度取向

一、基于二元世界图像的教堂模式和基于一元世界图像的祠堂模式

二、基于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的心理和行为取向

三、基于祠堂模式、教堂模式的制度取向

第三章 行担经济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一节 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一、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两个视角

二、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第二节 浙江传统乡村中的行担经济

一、 自然环境、人口与浙江传统乡村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二、浙江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行担经济

第三节 1949—1978：浙江乡村行担经济的延续

第四节 个私经济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一、行担经济的新发展

二、计划经济缝隙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五节 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块状经济

第四章 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浙江模式

第一节 “政治集权-经济联邦制”下的中国地方政府

第二节 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地方政府

一、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崛起

二、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

第三节 浙江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和“省管县”体制创新

一、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

二、“省管县”体制创新

第四节 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浙江模式的扩展

一、一个案例：1988—1998中国轻纺城十年发展史

二、浙江模式的扩展：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

第五节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一、“政治集权一经济联邦制”与中国传统差序格局式政治结构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第五章 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第一节 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一、“韦伯命题”的研究路径

二、韦伯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节 “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一、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二、两种“入世苦行”

三、“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第三节 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一、基于庶民阶层的浙商精神

二、具有贪婪攫取性特征的浙商精神

三、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浙商精神

第四节 浙商精神与浙江模式

第六章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一节 基于农户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资本积累

一、产品市场需求诱导的技术（设备）引进

二、资本分散一集中式积累与设备可分性

第二节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一、西方后福特制的兴起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三节 浙江模式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比较

二、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要素分析

三、浙江模式的低成本优势分析

第四节 浙江模式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附件1

附件2

第七章 浙江模式与中国经验

第一节 浙江模式的发展

第二节 徽商、晋商与浙商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政治权力与徽商、晋商的兴衰

二、浙商成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越文化研究丛书：祠堂与教堂》通过对韦伯命题的一般化处理，将中西方文化模式归纳为“祠堂模式”和“教堂模式”。以祠堂模式为背景，通过“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行担经济”、“后福特制”等概念，对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浙商精神的特质，进行了学理化的阐述：浙江模式是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浙商精神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具有贪婪攫取性特征。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浙商精神如何改善，事关浙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