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法帖珍本

　　平安“三笔”也好，“三迹”也好，从他们留下的作品来看，书写内容大部分是汉诗。在这些汉诗中，真正日本人自己写的诗倒也不多见，最普遍的是抄录唐诗。由于遣唐使的频繁派遣，促进了中日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被作为——种楷模原封不动地带到日本，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丁还是在草创阶段的日本文化的倾心。如果说由于“三笔”的首座空海和尚在访问唐朝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佛具，因此三笔时代的文化艺术也不免染上了宗教影响的话；那么到了继后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迹”时期，这种宗教影响就相对淡薄了。贵族官僚出身的书家们，致力于追慕唐风文化，研究诗文、学习书法，而对于宗教却很少瞩目。他们并不是先宗教后艺术，而是把追慕文化艺术提高到突出的地位。平安朝的“三笔”和“三迹”这两期书法的不同点，在这里是充分反映出来了。橘逸势（？—842）生活在“平安时代”，与空海、嵯峨天皇一同被誉为“平安三笔”，是日本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年（80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橘逸势曾与空海、最澄等一起遣唐留学。橘逸势的书法既深得王羲之风骨，又掺入唐人新风。其笔势飞动变化莫测，气象博大，妙趣横生，对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澄（767—822），俗名三津首广野，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天台宗”的开创者，谥号“传教大师”。最澄12岁出家，入国分寺从高僧行表修行；17岁得法号“最澄”；19岁在东大寺受具足戒；30岁时已成为日本“内供奉十禅师”之一。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年（80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最澄与空海等入唐求法。在中国学习期间，他的书法也深受唐风浸染。归国时，最澄除了携带了大量佛经之外，还带回了诸如王羲之的《十七帖》及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墨迹法帖。这些“晋唐法帖”对他日后书法风格的形成，乃至此后日本书法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简介】　　王刘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编审。兼任中国编辑学会理事、全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教育界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字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