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经

修身第一

善为者能，善不为者智。

伐欲者成，善舍者得。

为仕讲究忠直，更要讲究策略。

为仕之道，立德在先，立功在后。

民心如秤，不平则倾。

心静则平，平则智，智则不乱，不乱则不衰。

平庸者无誉无毁，优异者怨谤加身。

“舍”便是得，养廉便是护身。

明察第二

明察的要义，在于审时度势，谋定思动。

世事，黑白分明者少，以假乱真者多

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

仕途之要义，在于了解上司是否明智，考察下属是否贤能。

善察者见微而知著，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

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

远猷第三

有为之人，必深谋之，远虑之，此所谓远猷。

人之趋利，就像飞蛾扑火。只有智者不以近利失远利

见不远必谋不深，谋不深必事多舛。

谋定思动，是成功者的基本功

弱者求形强而愈弱，强者求形弱而愈强。

谋小图大，大祸不远。

雅量第四

雅量者忍量也；忍则自安，不忍则危

雅量，是忍，是定，是静。能忍则安，能定则成，静而致远。

进退自如，如闲云野鹤，为人生之至境

器量和见识乃成功的先决条件；雅量于大志中。

刚强者胜不如自己刚的东西，柔弱者则胜比自己更刚强的东西。

事上第五

逢迎可满足上位者的眼前，却毁掉上位者的长远。

丑陋弯曲的木根，常能变成天子手中名贵的器物。

做上位者希望你做的事，然后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聪明的。

荣宠所固有的危险与贫穷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

察上过而不忤，知上好而不趋，守身持正，终不殆。

官位高低绝非品行的标志，心计便变得要害了。

事上以忠，任事以勤，不居功，不二过，明时势，知进退。

上位者予取予夺的现实，决定了揣摩上司隐藏起来的心意的重要。

为人宜直，行事宜曲。

御下第六

以恩树德，以严树威，以赏彰功，以罚止过。

赏罚要分明，恩威要并重。

御下以术，终以诚。

不示根底，利用短处，保持距离，乃上位者需领悟的要义。

敬服为上，屈服为中，恐吓为下。

对下属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威慑；宽容而不姑息，严厉而不伤众。

惩罚他要对他的最软弱处。

用人第七

使用人才，在于如何看待人才。大才大用，小才小用，1圣才偏用。

用人所长，便是笼络之道的要义。

用人以道，擒心为上。

对君子用以名，对小人用以利。

用人之道，识人为先，御使后之。

上位者用人，忌凭好恶；小则失，大则衰。

守身第八

聪者获捷利，智者远祸害。

世无常衡，富贵难远，利害常变，唯廉简恒久。

事留有余，功而不居，可保长远。

才高谤来，功大毁至；唯智者不以彰显自居。

强胜弱一时，弱胜强一世。

谋略第九

谋无定法，狡计百端：随心所欲，因势而异。

击敌不如纵敌，引敌至荒谬之境，一击而成。

要想压制对方，就一定先抬高他；要想从对方那里索取，就一定要先给他。

成大事者，靠见识制定，靠胆识完成。

最高的谋略是攻心，最高的智慧是让人心服。

大为无为，大谋无谋，乃谋之至境。

才辩第十

劝诫的时机，比机智的语言更重要。

处世为人，当自以为聪明时，祸患就在下面。

可辩事之对错，不可辩人之对错。

智者只想改变事情的形态，愚者则想改变人心的形态。

时间站在忍者一方，善忍者赢。

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的联系。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非常关心政治，还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不惜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采。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今天读“权谋”书，已不可能用于“实战”，因为社会架构已完全改变，以此为圭臬，只能是刻舟求剑，但通过阅读，可以了解历史更丰富的侧面，毕竟多少代人曾沿着这个思维路线生活着，如果不了解他们思考的逻辑，那么就难以理解沧桑中丰富的一面。　　以史为鉴，于普通人的价值并不大，不如以史为乐更有情趣，读古书而能知其所思所想，则为神交古人，一切曾经都是当下，一些过往都在生活，果能有这样的境界，则读“权谋”亦人生快事。【作者简介】　　冯道，号长乐老，五代人。他宦海沉浮三十余载，经历了五朝十主，始终宠信不衰，号称“不倒翁”。冯道是做官的专家，免不了有很多为官的心得，这一部《仕经》讲的正是他的做官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