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说水浒

前言／1

第一章徽宗与李师师／1

无德之帝／3

燕青月夜遇道君／10

徽宗的风流韵事／13

第二章两个宋江／17

宋江其人／19

新出土的史料／23

两个宋江／27

《水浒传》在文学上的根本问题／32

第三章妖贼方腊／35

征四寇／37

方腊为何造反／41

杀人祭鬼／46

第四章宦官童贯／51

宋代宫廷与宦官／53

童贯和蔡京的相识／58

恶有恶报／63

专制统治的继续／69

第五章奸臣蔡京／71

独裁君主和宰相／73

宰相的牢笼之术／77

奸臣和佞臣／81

妖魔蔡京／86

第六章鲁智深与林冲／89

下级武官的世界／91

花和尚鲁智深／95

豹子头林冲／99

破坏军政的高俅／104

第七章戴宗与李逵／109

胥吏的世界／111

州的牢狱与牢城营／117

戴宗与李逵／122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126

第八章张天师与罗真人／129

张天师／131

罗真人／135

九天玄女／138

托塔天王／141

邪不压正／145

第九章宋江的后继者／149

巨野之泽／151

杨戬与宋江／155

宋江的后继者／158

沧海变桑田／164

后记／167

文献／170

解说砺波护／172

前言

这套丛书的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系日本京都大学已故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是一位久负盛名的东洋史学者。他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曾留学法国。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为战后“京都学派”最富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一九五八年，他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一九八九年，日本政府颁予其文化功劳者勋章。

作者一生笔耕不辍，著书颇丰。专长不限中国史，包括东亚史亦有研究，东京岩波书店自平成三年（1991）起陆续出版《宫崎市定全集》，共计二十五卷。涉猎中国史、东洋史、古代、论语、史记、九品官人法、六朝、唐、五代宋初、宋、宋元、水浒传、雍正帝、科举、近代、中国文明、亚洲史、东西交涉、菩萨蛮记、日本古代、日中交涉、随笔及别卷与政治论集等，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在五六十年代，首先提出了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的观点。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到了八十年代，宫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

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应该说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类著作，它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其中又不乏作者真性情的评论。译者以为，以下两点使得本书更具特色：首先，提出“两个宋江”说。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宫崎先生将展开对《水浒传》中宋江人物原型的考证。众所周知，《宋史》中有关于盗贼宋江的记载，候蒙上书中有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巍，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且从其他史料来分析，在宋江叛乱被镇压后，方腊讨伐军中有个叫宋江的将军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里的宋江与《宋史》中记载的盗贼宋江是否为同一人，学界尚无定论。而宫崎先生则认为历史上实有两个宋江。他以新出土的《宋故武工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为线索，推断出草寇宋江归降后再去参加征腊之战于时间上是不符的，因此得出草寇宋江和官军宋江并非为同一人的论断。宫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论断显得很有信心，他风趣地说：“可能这个论断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但这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点史学素养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此品头论足吧？”其次，对“胥吏”生态圈的考证。史学界对这一方面研究开展较少，因此本书成为了解胥吏状况为数不多的资料之一，显得尤为珍贵。

同时本书也是了解宋末历史的绝好材料。从徽宗即位到治世的混乱，从宦官童贯、奸臣蔡京的真实面目推及到当时的官僚制度，还有以宋江、林冲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以及下级武官的生存实态，甚至是当时监狱制度、道教流行状况等等宫崎先生都作有详尽的描述和解说。

原本此书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出版的，所以书中反复提及的梁山好汉的段子以及对人物形象的说明，在中国读者眼里难免会有拖沓之感。但之后作者有如福尔摩斯，引领读者抽丝剥茧，挖掘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的史实，引人入胜，作者表现出来的谨严细致会让你叹服。在翻译时，我们本着尊重原文的精神，力求做到精准地还原宫崎先生文字的神韵，同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但是对于这部在学术框架内的小品式的历史评论而言，也许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这里，想说点无关这本书的东西。翻译工作其实不是件轻松的活儿。翻译像宫崎先生这样的大家的作品就更是劳心伤神。每天长时间地对着电脑不说，翻译过程中对自身的不确定感、斟酌字句的烦琐以及交稿期限迫近时的焦虑也挺伤人。但其实收获到的更多，朋友与家人弥足珍贵的鼓励，还有自身从中获得的知识和宝贵经验，等等，感谢这次机会。

因为时间所迫，加上译者经验和知识水平有限，译文中有些表达难免会有些稚嫩和不当，希望读者们谅解、指正。

后记

我将连载于《历史与人物》杂志昭和四十七年（1972）二月号至九月号上的《水浒传中的人物》结集成册出版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就如书名所传达的一样，选取《水浒传》中的特色人物，挖掘人物背后的史实，在两相对比中试图发掘《水浒传》文学上的特色。因为是以人物列传的形式写的，所以免不了前后内容的重复出现。但是如果将重复的部分删去，人物全貌又无法得以展现。

从《水浒传》到《水浒传中的人物》的转变，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类似于一种将史书由纪事本末体改编成纪传体的工作。《水浒传》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小说，而本书一开始先安排的可说是《徽宗本末》的章节，接下来是宋江、方腊、童贯等人的列传。但这不是我最初的本意，成书之后才无意间发现出来了一部冒牌《史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研究，对历史的偏好已经深入骨髓。

这是我第一次在月刊上连载如此长篇幅的文章，所以难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每次重新翻阅这些文章，还是会发现很多言不及义的地方，自觉羞愧难当。本书除了尽可能对这些不妥之处进行修正外，还重写了引言部分，补充了最后一章。这最后的第九章是将《水浒传中的人物》上未能刊完的内容整理出来，以为全书作结。

因为我从事的是史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想着不要插足有关文学、思想领域的研究。但是所谓的文学、思想研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也会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说得夸张一点，有些问题如果能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而更合适。对于类似《水浒传》这样的历史小说来说更是如此。至少我相信，一个普通人即使对《水浒传》妄加评论也不用担心会带来什么麻烦。

《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但一般都从文献研究开始。在这一方面日本要走在中国前面。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博士，在一九二0年七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一文。在给亚东图书馆新式评点本《水浒》作序时，他竞声称从未见过《水浒传》七十回本之外的版本。当然百回本的流传他是有所耳闻的，但一百二十回本和其他的版本他就全然不晓了。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金圣叹以后，言及《水浒传》必然就是金圣叹点评的七十回本。但是在日本，明末清初时引进的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都被翻译成日文广为流传，不但译本，就是原著也不难找到。我们不难想象，胡适博士在收到年轻作家青木正儿赠送的有关《水浒传》诸版本的书目时是何其惊讶。他于次年六月添加新得到的资料，重新整理发表《水浒传后考》。但是因为他的考证一开始就建立在资料不充分的基础上，所以胡适博士这篇论文有些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了几处对史料的误读。

但是中国不愧是泱泱大国，之后陆续出现了与明代刊本不同的其他诸多版本。也有说发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的原刊本。另外再加上日本方面发现的刊本，《水浒传》版本的数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对这些版本进行相互比较，以及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水浒传》与元曲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工作使《水浒传》研究开始呈现细化趋势。《水浒传》与元曲的内生关系，一开始就界定得很模糊，元曲并不是从《水浒传》中衍生出来的，相反《水浒传》是以元曲为素材整合而成的。狩野直喜博士的这个学说得到了胡适博士的赞同，直到现在也是普遍认可的说法。但是现在又出现明曲从《水浒传》中汲取养料之说，这就变得更复杂了。再加上出现了《水浒传》的方言研究，这对我们来说就已是力所不能及了。

在研究《水浒传》与中国历史、社会关系的领域方面，中国有萨孟武的《和中国社会》，日本有井坂锦江氏的《水浒传与支那民俗》等著作。我也于二战初始的昭和十六年（1941），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开设了题为《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代社会状态》的讲座。本书以当时收集的资料为主，也加进了这三十年来自己的一点见解，同时对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作了修改。但是我想说的，我该说的都已在书中呈现出来。本书的出版，卸下了我背负多年的责任，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点宽慰。

　　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透视水浒文本，讲述《水浒传》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提出『两个宋江』说，考证『胥吏』生态圈，对重要宋末历史问题给与独辟蹊径的解说，引领读者抽丝剥茧，挖掘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有趣的史实。　　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透视水浒文本，讲述《水浒传》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从徽宗即位到治世的混乱，从宦官童贯、奸臣蔡京的真实面目推及到当时的官僚制度，还有以宋江、林冲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以及下级武官的生存实态，甚至是当时监狱制度、道教流行状况等等宫崎先生都作有详尽的描述和解说。【作者简介】　　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留学法国。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是战后“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最负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1958年，宫崎市定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1989年，日本政府颁予其文化功劳者勋章。著作《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