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

经济学的谦虚（序二）

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

交子制度的前前后后

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崇祯悲剧启示录

杜甫的无奈选择

“田忌赛马”断想

有感于晏子改规则

从吕不伟寻租说起

官商同乐——开中制度六百年

《官商同乐》拾遗

从王莽、海瑞、吕日周的浪漫说起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从林语堂笔下的王安石说开去

《明史》中的启示——谈内部制衡在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政府干预的比较

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李约瑟难题”

传统契约文书中的产权

古代吏制中的“经济人”假设

梁启超之公司观

税费古今谈——兼论国人纳税意识

法国“圈地运动”的失败

布朗故事与民工小学

轻重之说与古代国家“干预”

中国古代真是小政府吗？

高考的“大年小年”

“高考移民”的“难题”

高考的制度费用

……

高小勇办《经济学消息报》，他那种不买账、到处发掘年轻作者的意向与科斯（R.H.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编《法律经济学报》如出一辙。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别。科斯把学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没有大学资助，也没有广告收益，其困难可想而知。 ——选自张五常教授《好文章是回手棋》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假说”的方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 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作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的增加的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在反垄断这样的公共政策问题上，以及其他种种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上（请注意制度也许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会有那么多的利益阻碍，会是那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和权威（首先是因为经济学无法提供这样的真理和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在公共品的问题上，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要对政治这一公共品配置机制进行分析，去研究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甚至是在宪法层面上的决策规则，比如是“一致同意”还是“多数票原则”、公民投票还是“代议制”决定，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好的经济学者一定会是谦虚的，因为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不是经济学家自己所能作出的！私人的决策或一个企业的决策，是要由当事人个人决定的；而公共决策则是要通过一个社会程序，由许多人（包括政治家）和许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的贡献无疑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好的经济政策建议，当然要遵循经济学的逻辑，因为这是你的专业，是你解释世界的特殊角度，你要是想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谈问题（比如以神父的立场说话，或者没人任命就把自己当政府），你反倒没有发挥你的特长，没有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贡献反倒小。但是经济学家在作政策建议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意识到其他角度的存在，其他学科的存在，其他逻辑的存在，无论你是否认为那种逻辑不成逻辑。 不过把以上的问题都搞清楚之后，反过来我们也要说，经济学不能“包打天下”，其他社会科学也许就更不能包打天下。经济学说到底由于它分析方法的特点，还是能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科学一点，解释力更强一点，可解释的问题更广一点，也就是说，更“帝国主义”一点。